怀念何燮候先生诞辰135周年

亮节高风是我师

 

一百三十五周年

1950年9月21日，民革浙江省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那时筹委会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分部筹备委员会。何燮候先生(名燏时，号燮候)被民革中央任命为筹委会召集人，是十一位筹备委员中唯一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的爱国民主人士。

筹委会设在杭州市城西武林门开化路六号，解放前是一个铁路系统中层干部金屋藏娇的所在。开化路很短，闹中取静，院内花木笼葱，有曲尺形平房两排，环境十分清幽。这座花园洋房整天关着大门，没挂单位牌子，笔者于1950年9月11日前往报到时，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它。当时，秘书组长由委员杨吾冰兼，登记审查组长由委员戚若耶兼，宣传组长由委员江天蔚兼(江还在一所中学教书)。笔者是老上司余森文介绍的，被分配到秘书组，但长时间没有见过何燮老。何老忙于奔走京沪，因为他是政务院(后改国务院)监察委员会委员，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又任全国政协委员。由于何老还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当这些单位开会时才会回到杭州来。他到杭州也不一定到省民革机关来，他一直认为省民革是“挂个名”的。

当时社会上对民革和国民党的历史渊源及其复杂关系很多人不了解，甚至说民革就是“国民党归队”。我们在筹委会的干部也只知道蒋介石的国民党是独裁的、反动的，民革是革国民党的命，是民主的、进步的，但要真正说个究竟也说不大清楚，但社会上听说省民革的召集人是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的何燮老，“归队”说就不辩自明了。

一.

笔者喜爱研究历史人物，认为历史人物加上他们的历史活动就是一部历史。在省民革自办内刊(铅印)时写过一篇关于何老的文字，但所知甚浅。我真正认识这位秉性耿介的高级知识分子却是在纪念北大建校90周年与蔡元培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1988年5月，我以论文《蔡元培对妇女问题的看法》的作者身份和对蔡元培研究成果累累的浙江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胡国枢同志应邀参加该讨论会，住在北大校内勺园招待所。这就为笔者提供了与北大图书馆阅览校史的大好机会，而且得到了该校图书馆负责人王世儒同志的帮助，使我知道了何燮候不仅是北大第十三任的校长，而且还是北大新校舍的筹划人。






日本留学时的何燮候

何燮候生于清绪光四年(公元1878年)八月十日，浙江诸暨县花明泉人。当时正值鸦片战争之后，我国面临被世界列强肢解和瓜分的严重危机，16岁的何燮候接受维新改良的思想，与当年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以求雪耻图强的强烈愿望，抛弃科举八股，研习勾股理化。19岁那年(公元1897年)考入浙江大学前身的求是书院为首届生，20岁以优异成绩被清政府选送日本，留学八年(包括预科与实习)。190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回国后任矿冶工作两次，一次是清朝的浙江省矿务局技正，一次是民国成立后的工商部矿政司司长，但时间都很短。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冬，任清廷学部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职，次年奉令离京，以学部员外郎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回国后专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相当于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筹建主任，一直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被迫离校。

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5月奉教育部令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年12月，何燮候继章士钊(未到校，由马良代理校务，马因向比利时银行以学校地产作抵押借款40万法郎被学生从“盗卖校产”罪名迫使辞职，校长章士钊也相继提出辞呈)任北大校长。

何燮侯到任之初，壮志雄心，刻意改革，但一年之后，他痛感政府腐败、官场黑暗、整顿教育阻力重重，在极其悲愤压抑的心情下离开了北大。








任北大校长时的何燮候

三.

[b]何燮候与北京大学的关系，有一个渐次密切的过程。他第一次在北大任教习，因系兼职授课，关系不甚密切。清政府的学部专管全国教育，学部尚书荣庆(满族人)，何燮候任学部专门司主事，相当于后来的高等教育司司长;后任学部员外郎，相当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督学，相当于校长。在此之前，学堂不设本科，适第一批预科学生毕业后，遂筹办分科大学。1916年2月，该校的经、法政、文、理、工、农、商七科正式成立，才真正具备了大学规模。是年3月30日，分科大学开学典礼，何燮候主持的工作设土木、矿冶两门，学制为二年。[/b]

何燮候在筹建东师大学堂的过程中，要着力解决三个问题：筹建新校舍，解决办学经费问题以及提高教育质量问题。

第一，筹建新校舍选定在北京德胜门外一块操场，此场原系武举人会试时操练弓马之用，因此时武试已停止举行，遂成为闲旷之地，何到职后，虽然积极筹划，仍因故延至1908年才得开工。到1911年秋武昌起义时，仅建成经科和文科的部分房舍。

德胜门新校舍是日本建筑工程师真水氏绘图设计的，工程投标时何拒绝日本营造商贿送厚礼。全部建筑费预算二百万元，停建后，已拨到的建筑费余额尚有二、三十万元，管事人按中国官场惯例请示何老分成肥私，为何制止。

辛亥革命后不久，北大的师生相继请假回原籍，以致不能上课，乃报经学部批准暂时停办，校舍停建;教职员发一个月薪遣散。

第二，办学经费，原定开办银35万两。常年用款为银20万两零330两，户部指定以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政府存款五百万两的利息中支付，不敷之费由户部补足。1905年清廷设立学部后，这笔息银被拨归学部掌握，大学堂经费要按月向学部领取。辛亥革命后学部分文不发，堂中异常支绌，旋财政部又通令减薪，学校教职员月薪在六十元以上者一律暂支六十元。但学校无法执行。因此，下学期开学的经费发生困难。何燮候到职后，以校长名义向道胜银行借款银七万两，保证了学校按时开学，同时力争每月经费由教育部照预算数目按月发给，比较圆满解决了经费问题。

何燮候考虑到学校经费支绌，对自己的薪金只领半数(校长月薪200元，连同兼授课收入共800元)余则捐献学校作为购置图书仪器之用。

第三，整顿教育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比经费问题更为艰难的问题。北大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她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她早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股顽固守旧势力。入学者，特别是仕学馆，即是学生，又是“老爷”。仕学馆的学生是八品以上五品以下的官员，进士馆的学生为新科进士，师范馆的学生为举人、贡生或监生，预科及本科学生很多是权贵子弟，虽然是学生终究不失“老爷”身份。因此，很难建立严正的学规堂约。各馆的学生，旧习染很重，所以，要整顿教育秩序非常棘手。何燮候生前对同乡友人张慕槎谈到坚辞校长时说：“北大那时有吃鸦片、叫姑娘的学生，太腐败。我是严格的，这帮学生就反对我，使我很气愤。”又说：“袁世凯要上台，他是个不懂教育的，我还是走了的好。”

四.

何燮候当北京大学校长一年中，发生了三件不愉快的事。

第一件是预科学潮事件。1913年5月，何燮候为了提高新生素质，报经教育部同意，出布告宣布：“凡预科学生欲入本科者，须先经过入学考试。”预科学生群起反对，认为这与《大学令》中“预科学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者给以文凭，升入本科”的规定不符，于是，预科学生举行集合，要求校长到会解释，何不理。一百三十多名学生涌入校长办公室与何辩论，并迫使当场亲书辞职字据。事后，何燮候上书教育部要求严惩闹事学生，学生也公推代表13人赴教育部请愿。教育部命令学校当局“查明滋事为首之人，立即斥退。”5月30日，何据此出布告开除为首学生八人。6月30日，教育部宣布“将现时在校之预科学生暂时解散。”至此，学潮遂告平息。

第二件是反对停办北大的斗争。1913年9月初，教育部以“北大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及京津距离太近，不能设两座大学”为理由要停办北大，且并入天津北洋大学。何燮候与全校广大师生站在一起，为保全北京大学作了很大努力。他给大总统的呈文，大意说：“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的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此唯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可遽行停止。”这无异是对教育部的驳斥。这次斗争最后在师生强烈反对与社会舆论的谴责、国会议员的质询声中以胜利结束，教育部取消停办的计划，北大本科于10月13日正式开学。但何也因此得罪了当权者教育部长汪大燮，从此动辄得咎。

第三件是新校舍被占事件。1913年夏，北大除招收本校预科毕业生外，首次向全国招生，当时校舍十分紧张，何燮候请求先恢复1912年停下来的经、文两科校舍的未完成工程，同时使用已竣工的部分新校舍。此一建议不仅未获批准，袁世凯反将已竣部分校舍划归陆军办讲武堂。这些新校舍是何辛勤筹划兴建起来的，一旦被占去，当然十分气愤，但也无可奈何。

以上三件事合在一起，使何灰心失望，痛感旧政府摧残教育及官场黑暗等时弊，与自己格格不入，也实在难以施展兴学的抱负，乃决意辞去北大校长，并拒绝民国北京政府任他四川省矿务署署长的新任命，就回到家乡从事实业救国，经营小规模的开矿与轻轨铁路，但都失败了。

五.

何燮候在留学日本时，就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那时是作为一种学说来浏览的。后来在友人汤伟臣、汤哲存(均汤寿潜之子)处获读口译本《资本论》，后来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美国人艾迪博士写的《苏联游记》，从此对社会主义制度十分向往，到处搜觅马列著作。当时，白色恐怖严重，进步书刊均受查禁，他就特地赴上海，在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搜购日文版马列著作，仔细研读，如《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论》、《列宁主义与经验批判论》等，他肯定“马列主义是拯救人类最好的学说”，这个信念指导了他日后的政治实践，至死坚定不移。并开始向亲友宣传苏联社会主义，被人笑称“苏联迷”。

何燮候接触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是陈创人，陈的叔父陈馨山是前清秀才，手抄过《共产党宣言》，1927年2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到达诸暨枫桥，陈氏叔侄及枫镇中央党支部书记陈柏树主动与何接触，对国内外时事形势交换看法，何对陈等很有好感。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中共诸暨县枫桥区委书记的陈创人，在去延安前看望何燮候并送何部分马列主义中译本及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群众》刊物，从此，何燮候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他今后从书斋隐居到投入社会实践打下基础。

何燮候投入抗日民主的第一个活动是驱逐国民党诸暨县党部特派员左洵。左洵是诸暨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势力的代表，1938年秋，左采取了暗杀手段对付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成员黄日初、王静安，受到各方谴责并调往萧山。诸暨县党部有人奔走于省内外，企图挽留他。何燮候本来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此时，他与李士豪等知名人士联名打电报到省里，据理力争，终于粉碎了县党部的诡计，打击了反进步力量的地方势力。






[b]抗战初期的何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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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何燮候接触了前来浙东前线视察的周恩来同志，以后又与新四军纵队领导人谭启龙、何克希及地下党负责人杨思一、马青、陈雨笠、王平夷等有了联系。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诸暨沦陷，新四军在淞沪济南队三支队二大队从四明山南迁诸暨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大队长蔡正谊在枫桥开群众大会，考虑到何年老体弱没有打扰他。当时，何燮候住在枫桥镇上育婴堂内，有人告诉他，共产党在大庙开大会。何说;“抗日救国的会，为啥不通知我?”大会主持人赶快派人请他来参加。

嗣后，中央地下党县委书记朱学勉在诸暨下北、泌湖建立了一支抗日自卫队，北乡绅士、明镜乡乡长钱之棻联合朱公、姚江、大连等乡长也搞了一支“四乡联队”。为了联合自卫的力量，何燮候受时任中共会稽工委书记杨思一之托，多次找钱之棻做工作，动员共联合抗日。何与钱是亲戚，加上他在地方上的声望，在他的奔波说服下，钱终于同意联合，于6月间建立了诸暨县下北四乡(泌湖、明镜、姚江、朱公)抗日联合大队。

诸暨下北四乡抗日自卫大队成立后不久，奉命开往四明山与淞沪游击队三支队二大队一道，参加第一次反顽自卫战斗。中共会稽工委成员马青为了发动群众，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以三支队二大队十多个伤病员和一些地方骨干为基础，留在大宣组织起一支小部队，群众称为“小三八”。当时，“小三八”周围有日本军队、汉奸部队和原国民党诸暨县自卫指挥部所属的队伍，共有六个大队约3000人，随时有被吃掉的危险。何燮候受马青的嘱哦，做钱之棻的工作，将“小三八”纳入诸暨县自卫委员会领导的国民党姚江区署自卫大队，得到灰色隐蔽。其后，“小三八”迅速发展壮大。1943年12月，中共领导的金萧支队成立，“小三八”编为该支队的第一大队。

抗战后期，何燮候不辞年高，奔波跋涉于会稽四明山区，他在新四军游击队同志的保护下常到附近各县活动，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支持抗日队伍，并对国民党官员进行统战工作。

1945年初，何燮候被推举为游击区的人民代表出席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带病通过国民党、敌伪军的重重封锁，渡过曹娥江，来到四明山区梁寻镇参加会议，中共浙东区委书记、纵队政委谭启龙等领导人对他十分尊重，交谈莫逆。这次会议开了十天，何燮候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拥护中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他在会上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并当选为副议长(议长谭启龙)，还被推代表浙东人民赴延安汇报，后因交通不便未能实现。

1945年8月，何燮候第二次去四明山参加代表会议，适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会议停止召开。中央为顾全大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党政干部奉命北撤至长江以北，因何年近古稀，不便随行，中央区委决定要他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并请他以自己的声望同国民党交涉，保护留下的伤病员，抗日军人家属和民众的安全。

六.

何燮候一生中两次逃亡、两次入狱。约在1922年间，诸暨农民吴贵法等造反，被诬为“土匪”，何说：“什么土匪土匪，都是国家有用之人。”消息传到省里，就指何通“匪”，派密探跟住他，何在亲戚的苦劝下，出逃到杭州躲在湖墅傅瑞和家中。

1945年8月，何燮候由四明山返回诸暨，人未到家，就被国民党诸暨县党部派去的特务拘捕。后经好友、曾任浙江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的周子豪营救脱险，得以返回家乡。

何燮候在家乡，感到环境恶劣，乃作避居杭州之行。他在车站下车时被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绑架入狱并交秘密法庭审讯，何于缧绁中在法庭上抗言：“抗日无罪，救国有功”。友人许寿棠等闻讯急电蒋鼎文与陈仪营救。陈仪与何是同一年去日本的浙籍留学生，陈等致电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及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疏通，同时参与营救的还有邵力子、翁文灏等人，国民党诸暨县党部提出释放条件是从此不再宣传共产主义。何抗言：“释放不释放听便，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后以“只准留居杭州，不许过钱塘江”为条件释放。








解放初期的何燮候

七.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何燮候迎来了政治上的春天。在此以前，他不仅是一个被限制居住地区的人，并在余杭与人合资开设一家小镬厂，铸造食锅、农具，以维生计。

杭州解放后，何燮候以七十一岁高龄作为特邀代表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以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协历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第二委委员会副主席，政协浙江省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何燮候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在参加协商国事中，根据江南特点提出发展蚕桑，移民垦荒，节制生育等主张，都有独到见地。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从不为党隐讳个人观点。他遵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积极反映情况，阐述自己的观点，如对反右斗争、大办钢铁、毁桑种粮、反右倾运动、农村浮夸风、粮户问题上弄虚作假等等，都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如：有一次省政协大会发言，有一个政协委员在台上大讲诸暨农村有“七个满”：粮仓稻谷满，衣箱新衣满，猪栏生猪满……何一面听，一面直摇头。散会时当面拆穿这位同乡晚辈徐某：“你只能欺骗共产党，骗不过我……”。徐辩说：“大会发言，只好这样讲的。”何严肃表示：“我对共产党要讲老实话的。”对徐某进行了教育。

又一次，在杭州西湖之畔省协商会议大厅(俗称红房子)开会，当年的省委书记江华召开关于浙江贯彻大办钢铁的座谈会，说在半山办炼钢厂，何燮候应邀参加，坐在江华旁边的一张藤椅上。江讲话完比后，侧过身来说，何老是冶炼专家，我们听听他的意见。何开始不作回答，过了半响说：“我不同意”。并补充讲了理由：“浙江缺煤少铁。到外省去运煤运铁来，不如集中全力，办好我国的汉治萍。”弄得大家很尴尬。








[b]50年代末的何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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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右斗争中，何燮候说：“我看右派分子都是有用之才。”当年浙江省领导人杨思一被划为大右派，何更有反感，说;“我了解杨思一，他在我家乡打游击，我是通过他们这些人认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爱民的，说杨思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死也不相信。”杨逝世后，何不听友人的劝告，柱着拐杖去杨家慰唁。有一年，何燮候参加省政协视察团到了诸暨，坚持要去探望绍兴老友陶冶公(当时右派)，后经随行干部胡茂鳌诳言“车子汽油快用完了”而作罢。

当社会上讨论“打倒牛鬼蛇神”，何燮候在与同乡友人张慕槎闲谈时，问“牛鬼蛇神”的出典，张茫然，何笑着说：“此四字，你去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自序就知道了。”蒲松龄笔下的牛鬼蛇神，大多是善良可爱的人物，想见何燮候对“牛鬼蛇神”这一贬语的反感。

何燮候在解放初期以宣传社会主义苏联著称，但对“一边倒”的政策有所保留，其次在杭州开会时就此会言，大意说，我们中华民族立国数千年，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不应依附任何强权，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能照搬苏联的办法……当家人故旧以明哲保身相劝时，他严肃表示“我对共产党要讲老实话……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新事物，难免不发生错误，但对待错误不能随声附和。这是马列主义原则。”

何燮候对于省民革的情况，一般是回杭州时向他的族人何长富了解的(何长富在省民革踏三轮车，何燮候回杭就由何长富作交通员)有一年，省民革重点批判委员马文车重婚，马自知犯了错误，赶归回东阳老家和长期分居的原配夫人办好离婚手续，但省民革某些领导人还是再次开会批斗，要马挖思想根源。何燮候从何长富口中了解这些情况，并主动叫马文车到家里来核实，就在省民革再次批斗时，他出席参加，认为这是“过左”行为，说：“人家认错了，又改正了，思想根源也挖了多次了，这就算了。还要纠缠不清……”接下去，何自言自语说：“毛主席还有江青呢!”

八.

浙江省省委书记谭震林，在谈知识分子问题时曾说：“何燮候先生两次拒绝重金高位的引诱，不为生活权势所迫，而洁身自白。他把五个儿子都教养成专门技术人才，不让他们去做官求禄。这说明知识分子是爱国的。

当年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谭启龙在《孤县敌后的斗争——回忆浙东抗战四年》一文中说，会稽全兼地区的“何燮候、吴山民、钱之棻，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在浙东敌后作战。”

何燮候先生不图富贵，不贪钱财，自从他35岁那年(1913年冬)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后到新中国成立，中经三十六个春秋，他因不满旧政府的腐败、官场黑暗，一直没有在北洋政府或国民党政府中任一官半职，也未参加国民党。“好官清官难做，贪官庸官不愿做”这是他的自我写照。他在旧政府要人中有不少老同学老朋友，有的劝他出山任职，他总是婉言辞谢，尽量疏远。

1932年，由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的“满州园”出笼后，该“满州国”大臣罗振玉(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时与何同事)、总理郑孝胥(也是旧识)汇款3000元到杭州，通过王某电邀何入阁担任教育部长。何退回该款，一字不复。抗战初期，侵入浙江的日军打听这位在1905年毕业于日本帝大、曾由日本天皇亲授毕业证书的知名人物。何燮候闻后立即潜入诸暨山区，以躲开日军的注意。

中共据淞沪游击队三支队二大队队副黄明在一篇《南进会稽山》中回忆说：“何老先生是一个坚决抗日、同情我党的开明人士，为人耿直正派，刚直不阿，在诸暨一带很有名望，在国民党顽固派咒骂我党我军是“奸党”“叛军”时，他公开说，八路军好，新四军好，只有共产党才是抗日爱民救国的。那时候我们为了避免刺激国民党顽固派，还处处注意灰色隐蔽，而何老先生却敢于仗义执言。由于他的身份——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的话比我们自己说更有力、更有影响。

今年是何燮候先生诞辰135周年(1978.8.10——1961.4.21)，每当我看到《浙江民革》刊名刚正有力、字如其人的题字时，心潮起伏，难以抑制，特作此文来表述对这位老前辈的敬仰和怀念，兼申我师法他高风亮节及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作风的衷诚。

 (本文作者系民革浙江省委会机关退休干部，插图均由zzwu添加,
其中第4张系由集体照扣出，故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