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化与社会结构

提　要]社会是人的总体存在,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总体的现代化,必须由个体———人的现代化来实现。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人是一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根本。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格。社会是人的集合体,没有人的现代化,便没有社会的现代化。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现代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最完美的现代化制度和管理方式,最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一堆废纸。可见,要想实现现代化,就需要人们从心理和行为上都具有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素质。我们研究当代的社会心理问题,就是要促进人的现代化,以此推动社会的现代化。

关键词]现代化 社会心理 社会结构 定势

现代化乃是指人类社会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广泛应用,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经济加速发展和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等社会适应性变化的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具体说来,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推动力,引起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人是现代化的主体,是现代化活动的实际承担者,要完成现代化,必须依赖人的素质及其努力,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等必须合理化。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互有影响的主体反应。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意识,它直接与日常社会生活相联系,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型的、自发的反映形式。它既能客观地、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变化的基本倾向和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也是社会控制和社会行为的中间环节。在社会控制过程中,社会规范是约束社会行为的准则。但是,社会规范不是直接对社会行为起约束作用,从社会规范到社会行为,期间必须经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社会规范只有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内化为内在行为准则,转变为心理过程,才能变为社会行为。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有两个基本方向:顺向和逆向。顺向是顺从和有利于社会控制的心理方向,逆向是抵触和不利于社会控制的心理方向。

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心理失调的成因

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打破了过去各种平衡稳定的关系和格局。部分公众面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产生了诸如焦虑心理、受挫情绪、相对剥夺心理等心理失调问题。

第一,经济的现代化。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现代化占据重要地位,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是经济现代化的手段,这种手段为人们物质需要的满足创造了一定条件,但也使人们失去了“铁饭碗”所具有的稳定感和职业安全感。同时为人们追求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从而产生出更多的精神需求与更高的期待。而需要的层次越高,满足的难度越大。在今天,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激发,有的表现的过分膨胀。但是社会管理与服务却没能及时跟上这一步伐,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所提供资源与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成比例、不对称。这样,人们产生心理挫折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增大,由此导致的挫折感自然增多。

第二,政治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传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演变过程,其实质是从专制制度向民主政治的转化。政治现代化不仅是工业现代化的前提,也是顺利完成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尤其在今天现代化进程中,高效能以及人们自觉参与的政治系统,是协调控制各地各部门计划和调动国民的积极性、首创精神的必要条件。但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政治生态环境将逐渐变的宽松。专制、高压等与文明不和谐的现象得以相对减少,这样,将为人们发表意见、表达情感、倾吐心声、排遣郁闷提供更多的渠道,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依赖、盲从的性格,减少压抑、憋闷、紧张、恐惧等情绪,为维持心情舒畅提供更多的保障,也将激活人们的参政意识与热情,使人们的思想逐渐脱离幼稚与盲从,趋向独立与自主。但对那些习惯了专制统治的人们来说,也可能在心理与行为上出现难以适应的情况。

第四,社会结构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模式。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既为社会经济带来了一定活力,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出现了原有体制中不曾有的新的地位群体,如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合资独资或私营企业职员等;二是原有体制中的地位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活动方式、行为取向,以及与资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如农民的活动方式由原来的行政组织化的集体活动转变为以家庭为生产组织的活动方式,农民的资源获取和占有方式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的支配,党的机关干部、国有部门工人等群体尽管受身份制、行政级别和单位制的保障,但由于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和数量受到一定限制,他们的相对剥夺感表现得较为突出,尤其是他们在关于地位的主体感受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经济利益成为重要的社会激励机制。经济能力成为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定位的重要指标。体制外群体与体制内群体的经济利益获取量已经拉开差距。在此情况下,体制内群体以体制外各群体为主要参照群体、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参照指标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