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籍人才使用上看甲午海战：中国输在“洋教头”手下

文：冷兵器吧赵尔佩
今日的职业体育赛场上，使用水平出色的外国教练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但今日的读者们可能并不了解，在19世纪的真枪实弹的战场上，同样活跃着为不同国家军队服务的各种“洋教练”，他们的水平高低，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有时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19世纪下半叶远东激烈的海上角逐时，两个几乎完全没有远洋航海基础的落后农业型国家立刻成为主角。他们力图建设一支现代化的远洋海军时，并没有真正“从零开始”、“白手起家”，而是优先选择利用外国先进海军思想，通过聘用国外的专业技术人才来协助本国发展海军。
接收或摒弃？----中日对阿思本舰队态度的差异
清朝雇佣洋员来发展中国水上力量的历史，要比清朝正式建立海军的历史早的多。尚在太平天国席卷江南、第二次鸦片战争烽烟将熄之时，清政府就接受洋员赫德的建议，准备购买小火轮十余艘用于封锁长江江面，希望能够借助洋夷的“坚船利炮”一鼓作气击败太平天国。
遗憾的是虽然已经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教训，清朝政府上下对于如何处理“夷务”依旧是一窍不通。朝廷刚刚经历过政变，百废待举，将购买外国兵舰的事情全部委托恭亲王奕訢办理，奕訢则以一应事务全部交由新上任的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主持。李泰国与英国政府商议后，决定购买中等兵船三艘，小兵船四艘，并雇佣英国海军水兵六百余人，交由英国海军上校谢立德.阿斯本率领，驾驶来华助战。



【阿思本舰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蒸汽船舰队】
在毫无现代海军基础、正在进行的战争又急需水上力量的时候，雇佣一支纯外国人组成的江河舰队似乎是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应急良方。然而李泰国屡次追加购舰费用的举措极大刺激了财政窘迫的奕訢政府的神经，阿思本进一步要求攻占天京之后独占三成半的战利品，更为血战多年的湘淮将领所不容。诚然，在阿思本看来，舰队和陆军分享战利品是英吉利的传统，但在天京几近成为囊中之物时，湘淮将领谁也不愿将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拱手让人。
更关键之处在于，以清政府的体制，绝无可能让一支纯粹外人的舰队出现在战局的紧要关头，却又不受任何督抚官员的节制。这样一来，阿思本舰队的遣散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了，英国人的傲慢和中国人的疑虑让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现代舰队就此流产。清政府拍卖了全部八艘船只（七艘兵舰和一艘补给船）后总计损失白银38万余两，而竟然一无所得。全权办理此事的李泰国完全失去了清政府的信任，很快就被办事得力的新人赫德所取代。
值得玩味的是，阿思本舰队并未返回欧洲，而是分别被出售给了亚洲的其他国家，其中两艘被日本藩主购得，其中原名“江苏”号的一艘千吨级炮舰成为最早的明治海军战舰“春日”号，日本海军利用它培养出了多名具备现代海军意识的人才，其中包括三名海军元帅。若清朝将这八艘军舰留用会是怎样局面？这已经不是财力枯竭的清政府能够长远考虑的问题了。



【春日号蒸汽炮舰为日本培养出最早的海军人材】
怎样选择外籍人才：日本选贤任能 VS 清朝任人唯亲
日本海军的起步并不比中国海军容易。虽然早在1855年德川幕府开设的海军讲习所里就雇佣了21名荷兰顾问，为沉迷于《斗战经》和《孙子兵法》的武士们略微揭开了一点现代海军的面纱。然而直到1869年征讨幕府残兵组建的虾夷共和国时，明治政府发现自己手里并没有兵船可以调遣，只能临时征调包括“春日”号在内的各地藩主购买的兵舰。幕府时代精心培养的坂本龙马、陆奥宗光等人才，能奠定“富国强兵”的大方向，却对如何从无到有的建设一支保卫海疆的力量没有招数。
这与同时期的中国何其相像！这时的中国又增购了数艘现代化兵船，可是对于应该建立一支怎样的海军同样没有思路，甚至于出现了“塞防”还是“海防”这样选边站的议题。
如何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建设一支可以信赖的海上力量？日本明治政府的选择是：依靠两条腿走路，一制器，二用人。
在发展船舶制造业方面，日本主要利用急于海外资本输出与英国竞争的法国，先后邀请了三批法国顾问团到日协助明治政府发展军工产业，其中就包括了时任布雷斯特造船厂设计主任、日后以设计了三景舰而闻名的设计师白劳易。



【三景舰之一的松岛号巡洋舰，三景舰的设计并不成功，却是日本造船工业的巨大进步】
在培训人才方面，日本更是不遗余力，先后派出12名留学生赴英国学习海军技术，继而又派4名海军留学生赴美深造。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也前后派出三批海军留学生赴英法学习。留学生制度是快速学习现代海军技术的手段之一，但其缺陷在当时已经表现的相当明显，少数人学习的只能是海军强国的某项技术，而无法复制其独立运作的完整海军体系。
要从头建设自己的海军体系，非得系统引进外国人才不可。明治政府正是看清楚这一点，才会以丰厚的薪酬延聘英国海军少校道格拉斯率领的34人的海军专家团队，参与日本海军军校——海军兵学寮的建设。
虽然在日本只度过了两年时间，但道格拉斯对明治海军的人材培养体系的建设可谓居功至伟。道格拉斯少校对于在日本完全复制英国海军体系的狂热可谓到了偏执的程度，就连建设海军兵学寮大楼使用的红砖，都是在英国生产再运到日本，每块成本超过白银一两。在坚持教学问答全用英语的同时，道格拉斯也将英国海军奢华的生活作风带入到新生的日本海军中，海军军官进餐时必须着正装，和水兵分席就座。水兵必须坚持分队行动，以培养航海中必不可少的团队意识，道格拉斯并积极推动在水兵中展开各种体育运动，用以培养海军生活不可缺少的强健体魄和胜利精神。
道格拉斯少校除了制定培养海军人才的全盘规划之外，更亲自上讲台为学员们讲解最新海军战术，在台下的学生中就有未来的日本海军大臣’主导日俄战争中海上战场的山本权兵卫。道格拉斯少校更亲自主持制定了一部详细的学校章程，对基础课、专业课和训练课的比例进行了科学划分，确保了从海军兵学寮毕业的每名军官都能马上投入岗位，成为海军战斗力的组成部分。
道格拉斯的一丝不苟的复制英国海军的努力很快取得了成效，从1875年开始，日本海军学员开始一系列远洋航行训练，航迹遍及南美美洲海岸和澳大利亚海岸，英国《先驱论坛报》曾经报道：“与英国军舰相比，出访的日本军舰毫不逊色。”



【海军兵学寮后来改称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其主楼红砖每块价值白银一两】
1876年，明治政府陆续延聘了98名海外专家，负责培养海军人材以及充当技术专家，这些专家们协助日本一步步在19世纪80年代建成了一支以蒸汽装甲舰为核心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海上力量。在给予洋员极大权限的同时，日本政府也最大化的利用洋员培养本土人材，在使用洋员的短暂时间内，培养出一代具备顶尖专业素质和世界眼光的专业人才，做到了在后“洋教头”时代里依然保持和发扬“洋教头”们带来的优良传统，紧跟世界海军的革新步伐。
中国海军的起步时间大致和日本海军相同，所面临的困难也类似。但在聘请洋员作为发展海军的助力的问题上，主导中国海军建设的领导者的处理方式却和日本明治政府有着微妙的区别。
与日本创立兵学寮相似的是，中国海军的起步应该从左宗棠在福州创立船政学堂开始。为了办理船政学堂事务，左宗棠着力聘请了两位法国军官作为助力，一位是曾在税务司任职的海军上尉日意格，一位是海军少尉德克碑，看似与明治政府聘请道格拉斯少校并无不同。
然而实际上却截然不同，日意格和德克碑除了低级海军军官的身份之外，另一重身份是左宗棠对抗太平军时统领的一支华洋混合军常捷军的统领。德克碑在战争中已经官至总兵，日意格也充任帮统。二人皆是以洋员兼旧部的名义为左宗棠所信用，虽然日、德二人工作颇有实绩，但并非海军专业人材，福州船政局之后暴露出的弊端，当与二人的专业知识不足有一定关系。



【福州船政局监督法国海军上尉日意格】
左宗棠任用洋员的特色，也正是李鸿章，乃至整个晚清时期中国海军任用洋员的特色——私人人脉的扩展第一，专业性反倒不重要。李鸿章任命德国退役军官式百龄担任北洋水师总查，任职一年毫无作为，皆因并未详细考察该洋员的实际能力，只是听信了其心腹，驻德国公使李凤苞的举荐而已。
其他洋员方面，李鸿章用人不明的缺陷更加突出。镇远号大副美国人马吉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军校时以违反军纪、屡次被禁闭出名，毕业后更没能进入美国海军，被迫前来远东“讨生活”。北洋海军总教习汉纳根本是退役德国陆军军官，因为是中国海关税务司中德国官员璀德林的女婿，就被璀德林举荐，由李鸿章聘用为海军总教习。汉纳根主持修建的旅顺和威海卫岸防体系“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可以说犯了海军岸防体系建设中的低级错误，从而招致了北洋舰队覆没的结局。
其余如原拖船船长马格禄等，并不了解海军知识，投入北洋海军之后对建设舰队并无贡献，反而在危难时缺乏军人荣誉感，积极运作舰队投降事宜。可见，后期的北洋舰队已经成为各种不学无术的外国冒险家的乐园。
同途殊归：道格拉斯的成功和郎威理的失败
北洋舰队原有不亚于道格拉斯少校的优秀外籍海军人材可用。这就是曾两度充任北洋海军总查的英国海军军官郎威理，郎威理16岁进入英国海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并且熟悉远东事务。郎威理曾作为阿思本舰队一员来到中国，或许是因为这层关系，让李鸿章最开始拒绝了任用他作为北洋总查的提议，但随着他其后多次护送外购英国造舰船来华，得到郭嵩焘、曾纪泽、丁日昌等大臣的赞赏，终于打动李鸿章，于1882年和1886年两度聘请郎威理为北洋水师总查，实授副将职衔。



【郎威理和汉纳根代表了北洋水师洋员的两面表现】
郎威理以同胞道格拉斯为榜样，一心将北洋海军打造成英国海军一样强大的海上力量。为达成此目的，郎威理不但和道格拉斯一样亲自制定北洋舰队的训练章程，更亲自督促北洋官兵参照大纲，昼夜严格操练。他沉迷教练中，甚至如厕时还在比划海军旗语，务求官兵熟习。在他的督促下，北洋海军的技战术得到了飞速提升，摆脱了港口舰队的尴尬定位，频频出远海操练，航迹亦遍及南洋、日本、朝鲜等处。北洋海军操练精熟，平日操练发炮皆能准确命中靶船。在郎威理的督促下，北洋舰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一旦郎总查半夜发令，各舰管带无不披衣而起，各就站位，无有敢迟滞不到者。
郎威理的严格治军对于早期的北洋水师起到了极好的督促作用，但随着中国管带操船技巧的日益纯熟，舰队官兵的骄傲情绪也滋长了，经常出现不听从洋员指挥的情况。曾有洋员致书上海报纸称中国军官自觉驾驶技术熟练，其实中国水手尚无纪律，一旦有战事，舰队必不敢出战而只能躲避于港口。
郎威理也明显察觉到舰队中正在形成一股抱有敌意的势力，曾经写信给李鸿章，直言“少用闽人”，希望借此削减舰队中顽固的乡党势力，这不免引起闽籍官兵的不满。但郎威理并未理解限制他权力的最大阻力并不在下属官兵，而是在于聘用他的老板，这也为日后“撤旗”事件的不欢而散埋下了伏笔。
1890年初，北洋舰队南下香港以躲避北方封冻期。过冬期间，丁汝昌奉命率领部分舰船出海巡航，丁汝昌出港之后，北洋旗舰定远号撤下提督旗帜，升起代表定远管带刘步蟾的总兵旗帜，这引起了郎威理的不满，郎认为自己既有副提督的名号，则旗舰上依旧可以悬挂提督旗，以代表舰队中仍有提督坐镇。刘步蟾则引《北洋海军章程》称，军中依章程只设一提督二总兵，提督离队后降下提督旗帜并无不妥。



【定远号作为北洋舰队旗舰，在其上张挂全舰队最高指挥官旗帜】
郎威理自认副提督自有其由来，1886年北洋大校阅时，郎威理因为治军有方，风纪整肃，被前来视察的醇亲王赏提督衔。这原本只是清朝官场照例作为恩典的虚衔，却被屡次请求给予北洋舰队最高指挥权的郎威理误认为已经获得了官方承诺的最高权限。而李鸿章在书信往来中也常以“丁郎两提督”并称，且郎威理率新锐铁甲舰归国时张挂提督旗帜，李鸿章也并未表示异议。这更加使得郎威理对自己的提督权力深信不疑。
面对刘步蟾的抗拒，郎威理当即电告李鸿章，希望李以最高裁决人的身份重申自己对北洋舰队的管理权，得到的却是李鸿章含糊不清的回复：“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这就明确指出北洋舰队的最高指挥者只有丁汝昌一人，郎威理多年来依旧只是以“客卿”的身份协助丁汝昌而已。
而愤怒的郎威理并不明白，北洋舰队作为整个北洋系势力的核心，李鸿章在选将用人上并非以专业技术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北洋提督丁汝昌，原系太平军小将，后投降清朝，一直在淮军中效命，因得罪顶头上司刘铭传而罢职，就是这样一个与自己的心腹爱将刘铭传不睦的退职陆军军官，李鸿章却一意加以提拔，将毫无海军经验的丁汝昌顶上了一支现代化舰队总指挥官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因为丁汝昌以待罪之身入职，在下是各洋员和海军留学生，在上则已经获罪于淮军重镇，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李鸿章一人而已，李鸿章需要的并不是能扬帆远战的能臣，而是能确保北洋舰队把握在淮系手中的忠臣！



【在淮军系统里，丁汝昌与其说是能将，不如说是被重新启用的弃将】
当郎威理挑战北洋提督的实权时，他面对的不是闽系官兵，也不是丁汝昌，恰恰是他的老板李鸿章本人。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李鸿章后来会再次重申“称提督原只为客气。”“要请实权提督未允，即可辞退，断不能受此要挟”背后的真实用意了。
值得指出的是明治海军最后一名洋员的离职也是在1890年，中日两国看起来似乎同时开始聘用洋员，又同时摆脱了洋员的协助，开始走上独立发展海军的道路。但区别在于，日本海军已经通过外国教官系统完整的培养，训练出一大批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在后洋员时代，完整的保留了“洋教头”创立的优秀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适合日本海军的战术和思想。旧日本流行一句话：“没有日本海军就没有日本帝国，没有江田岛海军学校就没有日本海军。”
而若没有以道格拉斯为代表的外籍顾问的协助，也不可能树立起海军兵学寮发展而来的江田岛海军学校的优秀传统。江田岛海军学校一面传承外籍顾问树立的海军传统，一面紧跟世界技战术演化潮流，为日本海军提供了崛起的人才基础，道格拉斯亲自主持建立的轮机学校，亦成为日本军事造船工业的奠基石之一。江田岛海军学校提供的雄厚人才基础，使得日本在珍珠港偷袭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几乎取得每一场关键性海战的胜利，成为日本帝国在东亚侵略扩张的武力支撑，用事实证明了道格拉斯少校当年写在黑板上的《海权论》理论的正确性。
而北洋海军则在郎威理去职之后，迅速感染了传统中国军队的种种弊病。训练日益松弛，军纪每况愈下，军官带头违反律令，士兵演习虚应故事，舰船既不整洁，机器也缺乏维护。而李鸿章却发表议论说：“但能贪慕功名，自能就我绳尺，”道出了其本意，并非是要将北洋舰队打造成一支能在远海克敌制胜的海上利剑，而是要将其牢牢的收入淮系的“绳尺”中，成为朝廷依仗淮系的资本而已。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郎威理和李鸿章之前的分歧，并非是郎与闽系官兵关系的恶劣，也并非是英中之间关于舰队指挥权的争夺，现代军人和传统封建社会将帅对国防理解的差异。郎威理认为海军是属于国家，是现代国防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李鸿章则认为北洋舰队首先依附于他本人，北洋舰队的忠诚建立在李鸿章对清政府的忠诚上。北洋的官兵并不缺乏朴素的爱国热忱，但他们首先是李鸿章的部属，其次才是国家的军人。
道格拉斯和郎威理建设现代海军的成败也正因为这一点。投身于海军教育的道格拉斯，培育的是一批具有国族观念的现代军人，而不管是郎威理、汉纳根还是其他的洋员，都不过是嵌入在淮军这个封建军阀体系中的雇佣军而已。李鸿章需要的是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私人佣兵，作为雇佣洋将的身份，郎威理并不比他的英国前辈戈登有任何多余的培养本土人材的义务，而不管是左宗棠还是李鸿章，也不可能让部下接受国家忠诚高于个人忠诚的现代爱国理念。北洋舰队相比之明治海军的种种弊端，一言以蔽之，就是现代国家武装力量和封建国家私人武力的区别。



【忠实复原袭击珍珠港历史的电影《虎！虎！虎！》中日本海军高官们在军舰中用着高级瓷器喝茶，这一英式海军文化日本海军直到二战依然坚持】
甲午失败——因由早已埋下
从大环境来看，郎威理的去职更加别有深意，北洋海军最后一艘战舰1889年服役，次年郎威理去职。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不但未添购一舰，更将原本雇佣的洋员二十余人尽加裁撤，只留下不堪充任顾问的8人应数而已。在1886年海军大校阅的巅峰之后，北洋海军进入了快速下行通道，当日本海军摆脱外国教官全速前进的时候，北洋海军却仅靠较低的成本维持着远东第一海军的虚名。
也无怪乎待日本对清朝发起正面挑战时，李鸿章这才仓皇提出划拨大笔款项对舰队临时升级的提案，可即便新购的铁甲船和快炮真能及时到货，又哪有时间让官兵熟习新式武器，培养出称职人员？平时夸耀战力强大，武备松弛，战前仓促扩军，本是淮军痼疾，其赖以起家的淮系陆军，担负着遮护北洋舰队基地的任务，然而甲午开战之后才发现兵力不足，仓促招募了8000名新军入伍充当主力，结果被严格训练的日军一举击溃，不过是北洋舰队覆没故事的陆上翻版罢了。
郎威理在中国的故事，也正是晚清军政大局势的一个缩影，不能摆脱传统封建农业社会思维，就不可能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海陆军；不能摆脱传统人身依附关系为主的封建集权体制，就不能进入以公民意识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怎样面对洋教练，正是我们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问题。后人并不是没有从李鸿章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晚清的小站练兵，已经能够给予德国教官较大自主权，严格按照外籍教官的要求进行训练。但一切为时已晚，帝国就在对先进文化既倾慕又恐惧的两面摇摆中走向终点。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史纲》郭廷以 著
《日本海军史》 外山三郎 著
《北洋舰队历史资料汇编》 张侠 杨智本 著
《清末海军史料》 谢忠岳 著
《北洋舰队经费初探》 姜鸣 著
《甲午海战史》 戚其章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