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三）

中国经济如何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如何在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现更好、更快、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山东国税大讲堂于2009年8月27日下午邀请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教授就“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进行专题演讲。
原文网址：山东国税网站（http://www.sd-n-tax.gov.cn)

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哪些主要的调整。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哪些主要的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大体上从宏观层面梳理了一下，大体是这样四个方面，针对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以及形成的下滑的主要的原因，宏观经济政策就短期来讲，目前应对的政策层面来说，主要是四个方面比较大的变化。
第一点，大的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就是从淡化总量政策向强化总量政策转变，从紧缩性的总量政策向扩张性的总量政策转变。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的变化。从淡化总量政策向强化总量政策转变，从紧缩性的总量政策向扩张性的总量政策转变。总量政策，从宏观调控来说，就是对总需求采取的政策，这是短期的。对总需求采取办法。
中国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在1998年之前，1998年5月份之前，中国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的主要类型，或者主要方向是什么呢？是需求大于供给，总供给和总需求这两个东西不相等，不相等之后，我们叫经济不均衡，失衡了，一种是需求大于供给，就意味着经济过热，然后拉动物价迅速上升，到了一定程度，就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好，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要宏观调控政策目标里都有一条反通胀。
通货膨胀看起来是货币现象，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多了，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实质上是税，本质上形成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税，但这个税不是好税，就是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的税，是一个坏税，是盘剥百姓的，坑害百姓的，是对百姓不讲信用的这样的税。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比如国民经济今年生产了100个产品，然后我印制了100块钞票，我要发下去，我的钞票不能在飞机上，满大街撒钞票，我要通过不同的信用机制、信用通道，把我的钱发到社会上的。社会上就三个人，政府、企业、个人，这三个人各有各的交换方式，政府和企业的交换方式是税收，政府给大家提供工作，政府服务，然后从社会收税。
企业和社会的信用联系是市场，在市场上买卖东西，老百姓和社会的联系就是打工，老百姓给社会做工，然后给社会挣报酬。这100个产品，我印了100块钱，这100块钱现在政府通过税收拿走了20块钱，企业通过市场赚了30块钱，老百姓通过打工赚了50块钱，这100块钱付完了。
假定这个货币就流通一次，没有储蓄，大家拿了钱都去买东西，100块钱对应着100个产品，一个产品的单价是一块钱，政府收了20块钱的税，一块钱一个东西，按道理他可以买20个产品回来，但是政府买20个产品回来发现不够用，那怎么办呢？
那些钱已经发到老百姓手里了，不能到老百姓手里抢，可是不抢怎么办，不够用，那有办法，再印100块，他有发钞权，这时候他就不讲信用了，再印100块钱，直接交给财政部，财政部直接预算就花了，这下麻烦了，这下国民经济中的产品还剩100个，但是对应100个产品的货币是多少？200个，原来一块钱一个东西，现在两块钱一个，老百姓原来挣了50块钱，本来可以买50个东西回来的，现在只能买25个，这就叫通货膨胀。
就是政府利用发钞权，把老百姓应得的财富，甚至老百姓已经装到口袋里的钱给拿回来。所以这是一种经济失衡。就是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就出现通胀，而通胀是坑害百姓的。另外还有一种经济失衡是需求不足，需求小于供给，就意味着工商企业的销路不畅，卖不出东西，工商企业的存货增大，资金周转速度放慢了，企业帐上有一笔帐，叫做企业应收款，叫做三角债，这个东西多了以后，企业的现金流资金链就有问题了，所以债到期以后，企业还债能力下降，到期不能偿还债务的企业，依法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就增加，这个一增加，就业增加，就业机会就减少，失业率就上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衰退。
所以任何一个宏观调控，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它的政策目标里都有反衰退、反失业。根据经济失衡的方向采取不同的办法，如果通胀是主要问题，需求大于供给，这时候叫紧缩性需求，通胀的压力得以释放。如果需求小于供给，经济箫条，失业率持续严重攀升，这个时候就要刺激需求，把需求搞大，这样让它经济繁荣活跃起来。所以这就是紧缩性的宏观政策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1998年5月份之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主要是需求大于供给，计划经济的时候，需求大于供给，那个时候物价是冻结的，计划价格，虽然需求大于供给，但是不表现为物价上涨，因为是计划价格。但是失衡是存在的，失衡存在，没有表现为物价上涨，就表现为排队。
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短缺经济，什么东西都短缺，所以要投资，就要等待，今年排不上等明年，明年排不上等后年。消费就给大家发票，各种各样的票证，就是政府出面组织排队，要么人多，东西少，为了保证每个人有起码的一个份额，我从第一个人的购买量开始，就限制他的购买量，这就叫票证。
前不久我看蒙代尔，蒙代尔所谓欧元的倡导者，他给温家宝提建议、支招，中国不是消费需求不足嘛，他建议温家宝总理搞票证，因为票证是能刺激消费的，票证背后有财政补贴，所以老太太你给她两斤糖票，她一个月吃不了二斤糖，她搞不好全买回来，搁那长虫，把这票糟蹋了，因为这个票后面有补贴。票证可以交易的，所以他给咱们总理支招刺激消费需求怎么办呢，搞票证。
我当时看这个感觉很好笑，外国人确实不了解中国，搞票证，需要外国人给中国人支招吗？中国才告别票证几年啊，中国当年搞票证的时候，搞的票证很有系统性，具体的吃穿用住行，什么没有票。所以不用你给支招。这是经济失衡的表现，就是需求大于经济。
大家回忆一下1998年之前，我们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通胀，一次是1984年年底，1985年年初，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全面开展经济改革，人们担心物价上涨去抢购。还有一次是1988年，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决定价格改革、价格闯关，大家大量地抢购。还有一次1994年，中共十四大之后，全国开始了发展的热潮，拉动了物价的上涨。1994年年底，大家回忆一下，商业银行存款保值储蓄率是多少？然后加上当时还有存款的利率，把利率和保值储蓄率加在一起大概25%以上的样子。1994年通货膨胀率24%。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
三次大的通胀。1984年、1988年和1994年，这都表现为经济失衡。需求大于供给。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宏观政策主要就是紧缩，紧缩需求，从1998年的5月份，中国开始出现另外一种失衡，就是过剩，产能过剩，产品过剩，销路不畅，工商业企业存货明显增大，经济明显开始箫条，失业率攀升。
所以从1998年以后，我们采取扩大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当时是这么讲的。大家回忆一下，在1997年，我们召开中共十五大，十五大的时候，在十五大的报告里讲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怎么选择的？叫做整个“九五计划”期间适度紧缩保持不变。
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需求大于供给，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到了1998年5月以后出现另外一种局面，所以到了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的时候，在十六大的报告里，我们对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宏观政策是怎么讲的，我们讲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这一整套政策在“十五”期间保持不变。
大家再回忆一下，2007年年底开十七大的时候，对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对总需求是紧缩还是扩张，怎么说的？既没有讲紧缩，也没有讲扩张，讲的叫做“有保有压，区别对待”，没有讲扩张还是紧缩，不像十五大，十五大讲的很清楚，就是紧缩，十六大讲的也很清楚，就是扩张。到了十七大，既不敢扩张，也没有紧缩。
因为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方向很难判断，争论非常深刻，到底是经济过热，通胀是主要问题，还是经济衰退失业是主要问题。我们当时既有通胀的压力，2007年下半年全世界都在涨价，全世界的农产品在涨价，石油在涨价，这些东西对中国的影响都非常大。
2007年的8月份开始，就中国自己来说，我们成本开始上升，8月份开始猪肉开始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猪当时闹病。因为东方人肉食结构中主要是猪肉，这个东西一涨，副食品就要跟进，这一跟进人工成品要上升。
我记得当时北大食堂，每天进肉是死数，那么多学生，各个方面来的人在那吃饭，当时的猪肉涨，学生意见很大，反映到教育部，教育部长周济有一个紧急讲话，就是三个字“不准涨”，就是奥运会之前高校猪肉不能涨，但是你不涨，肉商给学校的肉是涨的，这等于出口不涨，进口涨，这中间有一大块钱，这钱就很难半。
怎么办呢？既然中央说了不准涨，那怎么办？他把白菜涨了，把土豆涨了，这几天学生发现了，猪肉涨我们可以理解，猪闹蓝耳病，白菜为什么涨？就给学生做工作，为什么猪肉涨价，白菜涨，因为洗白菜、端白菜、炒白菜的人吃猪肉，猪肉一涨，给他的补贴就要涨，这样一涨，人工成本就高了，这是连带的。
接下来大家知道，咱们在超市上买的油，花生油，当时涨了不只一倍，二三十块钱一桶，高出上百块钱。这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当时整个中国，吃、用，包括住房，还包括看病，包括子女上学的费用，这一系列的东西，价格涨的是比较猛，因此，老百姓很担心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在当时通货膨胀压力非常大。
因此，我们又不敢刺激需求，不敢采取扩张性的政策，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很可能局部的，结构性的通胀变成一个全局的。敢不敢紧缩呢，也不敢紧缩，如果是紧缩需求，对治理通胀是有好处。但是当时我们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是产能过剩，相当一些行业产业的生产能力闲置，产能过剩，然后企业存货增大，销路不畅，资金周转速度放慢，失业率攀升，对经济的衰退影响也非常深刻。
所以那个时候既有通胀的压力，又有衰退的威胁，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来说，是既不敢紧缩，也不敢扩张。不像过去要么紧缩，要么扩张。所以这个时候，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里，实际上是淡化了总需求的总量政策，讲的是“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实际上是结构性的调控，而不是总量性的调控。
这在当时是叫“淡化总量”政策，这个政策拖延下来，逐渐矛盾的变化，特别是2008年年初情况有所变化，2008年初的时候，通货膨胀的压力逐渐进一步上升，逐渐逐渐地开始成为主要的被人们关注的问题，这个情况下，2008年春节两会的时候，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时讲宏观调控的政策是什么呢？“双防”，就两防，“一防”防经济从局部过热变为全面过热，防经济过热。“二防”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变成总体性的总量的上涨。
其实这双防核心是什么？防通胀，防过热是控制需求，这两防核心是防通胀，要防通胀，对总需求就要开始紧缩。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这个措施时间不长，半年时间，到了7月份，国外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导致中国的一些加工企业倒闭，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失业的压力上升，这个时候反衰退、反失业成为更为重要的问题。
所以2008年7月底，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一次调整，我们当时讲，不再提“两防”，我们提叫做“一保一扩”，“保”经济增长，就是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否则失业问题太突出。但同时当时也担心物价，所以控制物价上涨，叫做“一保一控”，这一保一控从经济上有一定问题的，保增长就要刺激需求，控制物价就要紧缩需求，所以这样情况进一步变化，到了年底经济衰退，经济箫条，失业的问题就更加突出，所以到了年底失业，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在总量上又做出一次重大条件，我们调整为叫做一保，保经济增长，一扩，扩大内需，一调，调整结构。
在这个时候一保一扩一调，在这个时候控制物价。所以2008年一年时间，从年初“两防”是控制物价，到了年末保增长，扩内需，是反衰退，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年时间里，2008年从年初到年末，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方向性的逆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针对经济衰退这些问题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调整，就是宏观经济政策从淡化总量政策到明确总量政策，从强调反通胀转向强调反衰退，强调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一年时间里，我们发生了这样的方向性的变化。怎么评价变化？前一个时期，理论界和政策研究界还是有争议的，主要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去年年初2008年，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世界各国都开始采取反衰退的宏观经济政策，全面刺激经济，扩张需求，反衰退。为什么唯独中国在2008年年初的时候反通胀，紧缩需求。而不是反衰退，扩张需求。中国政府当时的这个政策抉择是不是错的？这是一个争论。
还有第二个争论，到了去年的7月份，衰退、失业更加明显，应该及时果断地调整我们反通胀的宏观政策，但是我们当时是有保留的，我们提的“一保一控”，保增长的同时控制物价，这是不是贻误了战机，拖延了时间，是不是不够迅速，不够有效。一直到年底，11月份的时候，经济工作会议才开始明确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这个变化是不是有点慢，或者有点拖延时间，这个是在海内外，对去年2008年的宏观政策的前后调整和变化有不同的评价。
今年年初2009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对这两点的质疑，去年年初反通胀的决策是不是错了，去年的7月份调整的是不是慢了等等，我看了温总理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里，对这两个质疑其实是给了明确的回答，给了四个字。2008年针对当时宏观失衡的情况，中国政府是正确地做出了抉择，“我们当初的选择没错，是正确的”。然后到了7月份出现新的变化之后，我们做出了调整，总理报告里讲是“我们果断地做出了调整”。我们是很及时的，没有耽误，没有延误时间。总理的报告里，对这两个问题用了四个字，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是“果断的”。 这是我们说，我们宏观政策的一个变化。从总量政策上发生了这样大体的变化。
刚才我们讲到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面对这种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做出了哪些重要的调整，大体上概括起来是四个方面的政策变化和政策调整。我们刚才讨论第一个方面，就是从总量政策而言，也就是对总需求政策选择来讲，发生的重要的变化，从开始的淡化总量政策，向明确总量政策变化。并且这个变化过程中又经历了从2008年年初的反通胀为首要目标的紧缩性的总量政策，到年底的反衰退为基本目标的总量政策的变化。
我们下面讨论宏观政策变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反方向的组合向同方向的组合转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手段就是这两大手段，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分两块，一块是财政支出政策，一块是财政收入政策。货币也是分两块，一块是信贷政策，一块是利率政策。
我们在去年上半年之前，去年7月份以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财政政策从2003年以来一直是在扩张，就没有紧缩，一直是在刺激需求。而我们的货币政策，从2003年9月份以后，就开始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所以等于是财政在扩张，货币在紧缩，所以我们把它简单概括为叫做“松紧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所谓松就是财政在放松，在刺激需求。所谓紧，就是货币在收紧银根，在紧缩需求。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大家先看看财政，因为大家很熟了。我们看财政支出，实际从2003年这一轮宏观调控政策以来，大家想一想，我们多数年份财政赤字是保留了，国债怎么样？国债是保留了。而且不仅保留了，国债规模是在增大的。所以我们说财政支出来讲，我们还是从2003年以来，我们还是不惜通过举债，不惜运用赤字财政的办法，还在增大着财政支出，很简单，增大财政支出是刺激需求的宏观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这是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政策主要就是税收。中国的税收其实要我看，咱们局长是专门做过这方面很系统深入的研究。但是仔细想想，中国的税收有两个基本的事实，一个是中国工商企业在制度上，税收制度的设计上，面临的税赋水平和环境，我们中国是比较高的，就是相对世界各国比较，这是相对比较高。
我不知道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数据是不是可靠，但是福布斯杂志公布世界66个国家的排在前面的税赋的水平，按税收制度，表现出来的你的税负水平，66个，中国排的最高的时候是2004年，我们排在第二位。在我们前面是北欧的荷兰，因为它是高福利国家，所以他的税赋高。中国当时是按照制度性的水准，福布斯杂志2004年列在第二位，2007年是第五位。
按照这个杂志公布的顺利显示看，我相信它可能是个名义的，就是税赋规定的恐怕和名义的有差别。因为大家知道，底下很多的情况不一定是严格按照名义上的税收的制度规定来处理，可能还有很复杂的一些情况。但是福布斯杂志我不知道它是根据什么杂志来的。它有一个排序，我看它公布的那个东西，给我们排的是比较靠前，这样的情况。
再退一步说，不管怎样，这些年中国的税收至少从制度上，是在减税，不管中国的税赋水平是高是低，但是这些年一个基本水平是在减税，今天中午还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几个，我们1994年是新税制开始实施，从过去的包税制转为分税制。
转过来之后，这些年我们从制度上都在改变，我们个税的起征点在上提，这是个常识，这是减税。然后企业所得税，从2008年开始两法并一，就是内资和外资并到25%，过去内资是33%的所得税，外资过去是优惠是百分之十几，但是提到20%以后会有一个过渡。但是对广大内资来说，这应该至少从制度上来说是个减税。
然后再看增值税，从2005年的下半年，在东北地区，作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措施，实际上我们开始试行增值税的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增值税，2006、2007、2008年，到去年年底，我们试过三年了，当时2008年的年底，我们作为国务院重要的振兴经济的十大政策的举措之一，2009年我们在全国开始推行这个增值税的转型，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这个转型的区别就是固定资产基础设备这块，从多大程度上抵扣增值税，实际上这样的问题。
我看财政所有个研究，他们有个分析，就是如果这个转型2009年推开的话，增值税从中央这块，我看他的预测是1500亿的样子，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这个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这个转型，从同样的经济，如果是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是要有差别的，消费型增值税的水平要比生产型的低一些，这相当于增值税方面转型，本身意味着增税。这两块其实在所得税增值税加上海关征收这块，差不多是70%多，占整个税收的总的盘子。这两块就很大了。
然后再下来一块，农业税，这个是常年研究，多次跟中央领导呼吁的，我记得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取消增值税，当然分不同地区有一个逐渐的过渡，当时是这样的情况。这是农业税。土特产税，现在是不是除了烟草还有，其他的土特产项目都没有了。然后出口这块，是从2004年1月1号开始，当时说实行新的办法，实行新的措施和力度。
所以像这些东西，总的来看，这些年从税收政策来说，实际上是在减税，无论是所得税，还是增值税，还是其他的一些税收的项目，实际上是在减税。宏观经济学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减税是刺激需求，减税给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吗。所以这些年，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财政收入，我们实际上都是在扩张，都是在刺激需求。然后再看货币政策怎么样？就不同了。货币政策，我们讲货币政策也是分两块的，一块是信贷，就是货币供给，货币投放量。还有就是货币的价格，资金的价格，这两块政策。
信贷这块是这样的，我们从2003年9月上调了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法定准备金率这个概念，银行是企业，它吸收存款，去放贷。它吸收存款之外，加上它的自有资本金，就形成它的资产总额，这个资产它不能放在手里，它要贷出去，但是贷出去多少，就是问题了，但是你必须有一部分备付金放在手里，别人来提款，你得提给人家。
这个钱留在手里的越多，同样的资产规模，这个银行信贷能力相对越少，这个钱留在手里的越少，同样的资本规模，能放出去的款越多，这个比例多大，是由中央银行以法定的形式统一调整。中央银行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对货币市场的需求，我需要多少钱，货币需求量，来控制这个。另外一个考虑到一定时期，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的防范，本身有个信用能力的问题，考虑这些因素。所以确定一个，并且根据变化做出一定的调整，就是所谓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
那么我们从2003年9月上调了一个百分点，从6%调到7%，从那以后一路调下来，调到去年7月份的时候，去年上半年中国的法定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7.5%，然后超额准备还有5个浮动。那就22%以上了。所以这就表明持续上调法定准备金率，表明央行持续收紧信贷，控制货币投放的政策态度，一直在紧缩货币供给。这是从信贷角度看。
再来看货币政策的另一块——利率，从2003年第四季度开始，实际上我们开始加息，加息是收紧银根还是放松银根？是收紧银根。让你贷款代价增大，不鼓励企业贷款。我们到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一年期的基准贷款利率已经达到7.47%了，而且7.47基本上拿不到钱，有一个规模问题，一浮动，基本上一年期浮动到10%以上，就是两位数以上的时候，这是很高的贷款利率，这么高的利率，说老实话，就是不鼓励企业贷款。
所以货币政策从2003年9月份开始，无论是货币供给，信贷政策，还是货币的价格，利率政策，实际上都是在收紧。那么这一路下来，我们叫松紧搭配的政策格局，这样的政策格局有好处，什么好处呢？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稳定，没有出现问题，是正常运行，大体是均衡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轻易不要双紧，或者双松，这两个东西不要紧的时候一起紧，松的时候一起松，我们讲经济正常的时候。因为双紧可能把国民经济弄的忽冷忽热，不稳定。
财政紧的时候货币松一点，货币紧的时候财政松一点。使得宏观经济的稳定得以提高。去年下半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它有病了，有严重的失衡，这个时候你还采取松紧搭配，反方向的宏观政策格局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反方向的格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政策效果之间相互瓦解，相互抵消，就这个人没病的时候，你不要给他吃药。这个人现在已经有病了，结果你给他吃那个药的药力是相互反的，那对治病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衡，你还采取货币和财政之间反方向的搭配，恐怕就要改变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特别是去年年底11月份以后，我们当时提出来叫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大的方向的改变，也就是货币和财政不是松紧搭配，而是双扩张，都在扩张，都在刺激。而且扩张力度在加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今年财政赤字多少？九千亿。预算的财政赤字，这九千亿财政赤字，大概是我们正常平常有预算赤字年度的两到三倍，因为我们很多年有赤字预算的时候，也就是两千、三千亿的财政赤字，今年一下到了九千亿。这是少有的，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当时大家还有议论，就是这个数要公布出去的话，会不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为什么？大家搞财税工作，大家知道，财政赤字说句老实话，它是年度的，就是今年花的钱比我今年的收入要大，财政赤字你说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是靠印票子，财政赤字有多大，实际上就意味着未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怎么样？有多大。所以一下出来九千亿的财政赤字年度预算，这么大的赤字就很惊讶。
其实不仅惊讶，人们就有疑虑，这个东西是不是太大了。当时总理就讲，他还嫌不够大，就是他对今年全球的经济衰退对我们影响的深刻性，他有独到的认识，他看得更重，所以他出拳要出得更猛，他觉得这个还不够，九千亿闹不好还不够。我看有些文章在讨论的时候，也对这个九千亿合理性提出了论证，就是一个九千亿占中国GDP的规模应当还是，按照通常估计经验还没有超过警戒线，包括我们的国债规模等等。
另外还有一个数字，我不是学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数字，说中国政府现在在银行有两万七千亿的存款储蓄，从经济学的常识来说，我们知道储蓄是什么，可以是多年的结余的钱放在这儿，财政赤字是什么？是今年的支出大于今年的收入的缺口。
如果往年我政府有结余，我存在了银行，然后我今年花冒了，有赤字的话，从道理上讲，我完全可以用往年的结余来填今年的预算窟窿。按道理是这样，所以不可怕。握有两万七千亿的存款，今年多花九千亿的话，说起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事情。我不是特别懂这个事情，我请教过很多人，
我仔细想一想，我说两万七千亿，如果是政府在那的存款，从帐上反应出来，应该是银行对政府的负债，你的钱存在我这的时候，我对你的负债。如果是银行对政府的负债，我当时有个疑虑，第一含不含财政对国有银行的资本金的注资。
因为我们工、农、中、建这几个银行，是国家办的，是国家通过财政投的，我的银行在资产负债表里，我可以反应在负债这方面，我如果反应在银行对政府负债，负债里含对资本金的注入，如果是这个钱的话，这两万七千亿政府花不了，等于是政府的投资，你怎么能拿走。除非政府说，我把银行卖了。
那我可能在市场上套现，这个不是银行之间在那，现在股东都到法人那去提款，人是有法人财产权的独立性，如果这个你拿不走这个钱，这是一。我还真问过人家，我说是不是含这个，他们有的专家说不含这个注资这方面，我说那这两万七千亿是什么钱，我说就算有这个钱，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政府如果去提这两万七千亿，咱银行是不是要破产，银行的钱拿到这儿来，不是放到手里的，肯定是放出去的。放出去的时候，现在政府急着用钱，我是大户，我有两万七千亿在那存着，我现在要把它提出来。
我现在也没有搞清楚，这两万七千亿到底在哪儿，反正就是有两万七千亿，这个是具体什么钱，能不能动，我们搞不太清。但是有一条，如果确确实实是政府在银行有两万七千亿的储蓄的话，那今年有九千亿的财政赤字，不要说九千亿，再大一点都没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讲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力度是比较大。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我们货币政策论适度，这是很客气了。我们今年上半年信贷余额30多万亿。然后1-6月份，新增的信贷规模就是7万多亿，这个速度是很猛的，不好简单地说适度宽松，可以说是非常宽松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以这7万亿一出来以后，周小川行长发表了谈话，就是我们要控制一下货币供给，货币投放的结构，他讲的很谨慎，但是即使很谨慎，这个话出来以后，在市场层面也有很强烈的反应，面对这种反应，马上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做出重要的意见，就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绝不会有所改变，只会继续增强，不会有所收敛。
当时这个东西一出来以后，继续增强的话，怎么增强呢？我说老实话，我觉得要是今年第三季度的数据不是很好看，还不是很稳定，我估计有可能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力度再加大，如果今年秋天的粮食情况，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那情况当然应当别论。如果是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我现在想一想就财政来说，财政收入正，你说能继续扩大吗，能继续加大力度吗，我看很有限了。因为咱们的财政收入增长情况不太好，今年的情况，咱们收入增长比较好，它可以有更大的调整空间，但是现在不是很好。也就是7月份，刚刚把一些财政增幅下降的趋势，到7月份才开始有了一个回转，总的情况不是很好。
另外财政收入政策再扩张就是减税，减税，你想想，我看了看，我们减税目前来讲，短期空间不是太大，因为几个主要的税，从国家政策层面能动的都动了。所得税、增值税，这几个主要的东西，实际上都已经动了，再动的空间不是很大了。
下面如果再比较大的减税，就比较明显的税收效应的刺激需求的减税，我估计要动的话就动营业税，但是营业税大家知道，现在要动营业税实际上不是政策问题了，是体制问题了。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的基础就要动了。因为1994年，分税制的时候，营业税是属于地税，等于要对1994年的税收的基础框架，这个不是短期能动的，不是短期的政策层面能操纵的，这是个大的体制问题。要动也不是短时间的事，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
好像再用扩张性，动财政收入这块，从短期来看，我看空间不大。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再刺激需求，从财政方面要动，有可能再操作的就是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政策有可能再加大，财政支出政策再加大，就是一个发债，一个财政赤字，所以如果政府，这些债和财政赤字是在安全线以后，警戒线以后，从经验上来说有空间，如果政府财政确确实实在银行那有存款，就是有支撑力，其他需要花钱的地方多，农业受灾的情况，各方面补贴情况不是很大，就给它的容忍度再提高，我想有可能再进一步刺激经济的话，力度有可能再提高一些。
这是货币政策这块，如果上半年7万亿的信贷规模下去了以后，我觉得下一步再增大力度很有限，因为确实将来要成为动荡的压力，货币政策，我觉得不是现在的扩张效益，主要是信贷规模问题，实际上是要解决一个传导机制。就是票子很多，但是票子没有到实体经济去，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举这个例子，就像一个水库，里面的水已经很满了，但是水库外面那个苗还在那旱着，还没有一个导管，把那水传递到真正需要水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货币供给量放出去不少，但是放出去这个钱到哪儿去了呢？放出去的钱第一到国有企业这儿了，国有企业根本不需要钱。说老实话，地方国有企业，央企垄断化，央企越来越少，然后越来越大，再一个央企这几年有了垄断化的架式之后，所以它利润情况很好，前些年自我积累能力很强。
我们中国所属的国有企业80%都已经上市了，它有直接融资的平台。所以对银行利率，银行信贷变化的敏感性不强，它不太需要你的钱，他应该可以自己直接融资，再一个它的利润，它本身自我积累能力很强，用它自己的利润就可以。而我们这一轮扩大需求，银根下去，主要是对的国营企业，国有企业不太需要钱，他拿了再存到银行，生息。
所以真正需要钱的是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能力，真正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加工工业，这些企业又没有担保机制，体制上缺少完备的担保机制，同时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抵押的东西，所以它们目前在金融市场上，从商业银行获得资金的通道不是很流畅，而恰恰就是他们缺钱。
我们还可以讲出很多，就是中国现在银票下去不少，钱放出去不少，但是这个传递机制不能及时有效地传递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去，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很麻烦，在国外讲一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银根是过松还是过紧，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流动性是过剩，流动性就是指银根，流动性是过紧还是流动性过剩。
我们讲的其实从市场层面观察问题很简单，就是看银行追企业，还是企业追银行。如果银行普遍追企业，就是流动性过剩，就是银行的钱贷不出去。如果反过来是企业追打银行，我们通常就说流动性过紧，叫银根过紧，所以企业普遍在追银行。你说中国现在这个货币政策条件下的金融市场格局是谁追谁啊？是企业追银行，还是银行追企业，挺难说的。
就是国有大企业，一些垄断地位的企业，是银行追它，而一般的中小竞争性领域里的企业，是企业追银行。这个很难简单地去说是谁追谁，而中国的企业谁追谁，银企关系背后和国外还不一样，除了大小区分以外，还有一个国有制的成分，现在中小企业，基本上在经济成分上，基本上是非国有的，这个垄断的大的企业在中国基本上是国有控制的，所以不只是规模的大小的问题，在背后还有一个在中国特色条件下还有一个所有制的问题。
所以这就带来了更复杂的关系在里面。所以跟一些银行谈，跟企业谈，他们也讲很难说谁追谁。前一段时间，我到山东来，春节两会的时候，山东的一些市长们都去开两会，跟我讲，现在银行不追企业，现在银行是追政府，银行愿意给谁贷，是给政府项目。政府搞的这些项目，政府项目，政府有信誉，共产党的银行给共产党的政府贷款怕什么，风险不大，所以愿意追政府的公共基础设施。
现在情况也复杂了，政府弄不好，也是最不讲信用的。他最后用了之后，如果不还你，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从货币政策来说，中国货币银根，我觉得就再扩张，恐怕力度也很有限，现在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再增大货币投放量的问题而是致力解决货币的传导机制，让它真正发挥作用。这是更主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这就所谓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我们宏观政策的第二方面的变化。
宏观政策的第三个方面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三个方面的变化，就是汇率政策做出了方向性的调整，也就是人民币从前一个时期的加快升值转向贬值，这样的政策方向。这是个什么道理呢？我们知道2007年的下半年到2008年的上半年，我们当时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方面有所倾斜，尤其是2008年两会，我们提出来“双防”，防过热，防物价上涨。这实际上就是反通胀，反通胀就要收紧银根了，要减少流动性，收紧银根。
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从2003年9月份开始，我们就在收紧银根，到了2008年，2004到2008年将近五年时间，怎么收了五年时间的银根，结果票子还过多，当时周小川行长在国际国内的几次论坛上讲，中国目前流动性过剩，怎么紧来紧去，流动性还过剩呢。后来仔细一分析，实际上之所以流动性过剩，票子过多，银根过松，主要原因不是国内货币市场上的货币投放量太大，国内货币市场上的货币投放，我们已经紧的很厉害了，连续四五年在紧。
为什么这么紧的货币政策下，银根还过多，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呢？仔细一分析，是因为国际收支领域里的失衡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均衡。国际收支里，中国的失衡是什么失衡呢？
中国是收大于支，特别是在贸易领域，我们的出口长期大于我们的进口，就形成了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反应到结算上，我们的收入就大于我们的支出。2007年年末，我们的外汇储备达到一万六千多亿美元，去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在一万九千多亿美元，将近两万亿，现在经过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现在已经到了两万亿，甚至过了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了。
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外汇储备不是越多越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外汇储备是有成本的，外汇储备一个最基本的宏观层面的代价，就是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什么性质？它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国民的负债，也就是说，这个外汇是谁的？这个外汇在结汇之前是国民的，是这个国家的国民，这个国家的企业，给人家打工，或者给人家卖产品，就是或者是劳务输出，或者是产品输出，出口挣的钱，挣了钱拿回到国内以后，外汇不能流通，所以就存在了指定的银行了，他到用的时候，来提钱，外汇不能流通，我要花钱怎么办，你要给我人民币，这个过程我们叫结汇，就是外汇储备越多，到时候结汇量越大，结汇的本质是等于国家拿本币，把国民存在这儿的外汇买回来，结帐等于结清了。
外汇储备越多，到时候结汇的量就越大，如果汇率不变，结汇的量越大，你为结汇付出去的本币就越多。付出去的本币越多，就意味着进入流通中的货币量越大，这个越大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的压力越大。所以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是有代价的。
从宏观层面来说，一个重大的代价就是它有外汇帐款，为结汇要占用本币，你要往外投放本币投放本币就意味着增大流通中的货币量，这样增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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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007年年末，2008年年初，我们以反通胀为主要的宏观政策目标，那时候叫收银根，国内市场上没什么好收的，国内已经搞了五年了，从2003年开始，已经紧的力度很大了，形成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过大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储备过快，要控制外汇储备的增加速度，一方面是增大进口，就是多花钱，进口如果增大，花的多了，收支一抵，贸易顺差也会减下来，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也会慢下来，所以我们就派了很多采购团，各个部长，总理、副总理带着到各地去买。
后来发现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们想买的东西人家不卖，人家想卖的东西，我们又不想买。所以谈下来，几百亿美元，能签下来单的，往往老是那几架飞机，今天空客，明天波音，其他的大单，我们真的很难成交，就是我们要买的人家不卖，真正的好东西，我们不怕花钱，现在真正好技术、能源、资源、技术，你真给我，既然有外汇，把我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性地提升，何乐不为呢。
到现在为止，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封锁是密谋解除的，真正战略性的物资，他是控制的，他卖给我们一般的制造品我们是不要的，因为我是叫“中国制造”，我造的比你都好，比你都便宜，我要它干什么。所以真正的主动权不在我们这个地方。剩下就只有一个了，你老说我人民币升值，我要买的东西你老不卖我，美国人没有道理的，但实际上这一条主动权不在我们，我们可以拿来跟它谈，这个这个政策的主动权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只有动出口，进口动不了，就动出口，就把出口的增长速度压下来，方法很简单，从经济上，就是把人民币升值。比如这块表，这块表在国际市场上如果标一万块人民币，不算关税，不算海上运费，到国际市场上标成美元的话，标多少美元，10：1，标多少美元？一千。现在把人民币升值，一倍，原来是10块人民币买一美金，现在升一倍。
竞争一个是靠产品质量，一个是靠价格，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价格越低，竞争性越强，现在产品没变，价格提高了一倍，那它的竞争力就下降。你贵了不好卖，就意味着人家的东西便宜，人家好卖，那就把你从市场上挤走。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贸易中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往往希望给贸易伙伴增加压力，希望对方的货币升值，你越升，他这个国家的出口比例就越低。
现在要控制贸易顺差，进口我们又调不动，那就调出口，调出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人民币升值。过去很长时期，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压人民币升值，他和我们做贸易的时候，我们是顺差，他竞争不过我们，他想遏制中国的竞争力，压人民币升值我们不升，因为我们是有主权的国家，不会屈从于他的压力。
现在情况不同，2007年末，2008年初，那时候不仅有国外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有国内治理通货膨胀的要求，当时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治理通胀是首要目标，而形成通胀的压力主要原因是国际收支失衡，是贸易顺差导致了外汇储备结汇的时候投放的人民币的量过大，所以为了控制这个，我们就要减少出口的增长速度，要遏制出口的增长速度，最有效的经济办法就是把人民币升值，所以我们当时主动地加快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出现这种情况。
经过2008年一年的变化，现在我们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不是反通胀，是反衰退，不是遏制出口需求，而是拼命扩大需求，扩大内需的同时，外部市场在衰退，我们要采取各种办法，使国际市场对我们的影响降到最低，能够少丢一点出口订单，能够扩大一点出口市场，尽可能地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的汇率政策就要做出方向性的调整，使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同时，对世界主要货币能够有所贬值，贬值的话对我们国家的出口品的竞争力，维护我们国际市场有帮助。
现在全球都在掀起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包括美国，以前他标榜是自由竞争，但是现在美国通过的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措施，有一条明确的，拿美国政府财政的钱的人，拿美国救市计划的企业，拿到钱之后，不许买中国货。前不久美国国会明确规定，拿到这些钱的人，不能买同类的中国货，因为有竞争。奥巴马明确提出，拿政府的钱的人要买美国货，这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
经济危机来的时候，各国政府肯定是保护本国的产业。所以中国政府从政策层面保护中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我想也是其中的应有之意，很正常，所以汇率做出这样的调整，是势在必行。而且这种势在必行的调整，说老实话还不能消极，因为你不主动地贬，现在是世界主要货币主动对人民币贬，你要反应慢了，反应不及时可能就会吃亏。所以这是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三个方面的大的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第四个方面，就是从短期的刺激需求为主，逐渐地转向什么？主要来兼顾，或者主要的来强调什么呢？改善和活跃国民经济的供给结构，从短期的刺激需求要逐渐地转向兼顾和主要强调改善和刺激国民经济的供给结构。
为什么这么说？危机来的时候，经济衰退、失业严重，在这个时候，首先问题是让刺激需求上去，然后让大伙有事干，说句不好听的话，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的时候，如果有大量的闲着没事干的人，就会出事，你得给他找事做，哪怕让他去做坏事。这是从经济的角度说。所以这是我们为了解决失业，迅速地刺激需求，可能有些就不是那么合适，比如说高污染的，比如说高能耗的，比如说低效率的，比如说低科技含量的。
有些项目在一些地方可能在短期里，为了解燃眉之急，为了增加增长速度，增加就业的机会，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得已就先上去了。尽管我们不提倡，但是我们说什么呢？对于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说可以理解，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前一段有些项目，大家也注意到了，是“十一五”规划，当时报的是没有批的立项，在扩大内需，刺激投资这一轮新的刺激条件下，可能就要拿出来重新讨论。
有一些可能就获得了新的立项等等，就类似这种情况，这在短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发生也有它的一些客观必然的理由。但是这个东西不能长，量不能大，时间不能久。这个东西上得越多，就等于为了实现短期克服危机，牺牲了长期发展的利益，这种高污染、高能耗上的项目越多，就意味着将来国民经济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
所以这个东西要逐渐地从近期地刺激需求，逐渐地转向兼顾中长期的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结构和供给的质量的改善和它的提高。所以我注意到最近一次，大家看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精神和公布出来的决定，我看基本上主要内容就是改善国民经济的供给结构，就是所谓调结构，然后强调，一个是治理过剩，就是大量的产能过剩，另外一个是节能，再一个减排、低炭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是从短期的一揽子刺激需求的措施，要逐渐地转向中长期的整个改善国民经济的质量，朝着这个方面转变。否则的话，可持续发展，我们现在讲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起来，可能就会受到严重的伤害，面临严重的问题。这个说句老实话，弄不好，就像当年凯恩斯讲的，政府直接上那一堆烂项目，将来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还不如不上项目。
咱们前一段说财政四万亿，财政所谓四万亿，有些是从银行走的，然后信贷我们说上半年的信贷余额增加量出去了，如果真是处于财政走的钱，几万亿走的是盲目的，低效率的、高能耗、高污染的，还真不如让人到天安门广场挖坑，挖了坑给你两万亿，晚上再来一拨人填坑，填了再给你两万亿，这样刺激起来的经济增长，可能比盲目投资来得更有效。
我们讲的这是个极端。但是我们从这个极端背后有一个逻辑道理，就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刺激经济的措施，一定不能只顾眼前的需求，一定要同时考虑中长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改善。
我们现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逐渐逐渐从短期的刺激需求，转向国民经济的供给，特别是调结构这方面加快。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变化。这是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大体上四个方面的变化。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问题，针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哪些重要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