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看啥书：邓小平爱武侠 江泽民看英文原版

　没人能统计毛泽东一生读了多少书，包括他的图书报刊秘书逄先知。毛的阅读范围，从历史、哲学到自然科学、军事，无所不包，更重要的是，他读书的方法“刁钻”甚至充满颠覆性。他把“水浒”当政治书看，把“红楼”当历史书看。毛泽东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包括政治局会议上，讲秦皇汉武，评说史家著作得失。他给小说人物贴标签，贾宝玉是“大革命家”，刘姥姥是“农民阶级”。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读书的方法无非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毛读书有一个习惯，喜欢在书上勾画，写批注。

长达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是毛最喜爱的书之一。他不满这浩繁巨著，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鲜提“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

《资治通鉴》也是毛泽东的床头书之一，毛读了十七遍，得出“秀才说得多，做得少，以及谁也看不起谁的通病”。

“毛泽东读书最没有禁区。”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沈昌文回忆说，毛泽东经常批条子，让下面的人帮他找书。毛指定要读大字体的线装书——他的眼神越来越差了。他记得，毛要过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因为要发动干部学习），更多是各种古籍。

毛一辈子读了近十万册书，连用吴方言写的鬼书《何典》都看，却也被后人评论“重中国书，轻西方书”。毛所看的西方书，自然以马恩著作为主，他外出所带的西洋史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1976年，毛泽东病危。他的图书室管理员徐中远撰文回忆说，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弥留之际的毛仍坚持看文件、看书。他最后阅读的一部书是《容斋随笔》。

邓小平： 爱好古典史书、武侠书[/b]

邓小平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他的女儿邓榕回忆，邓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他还喜欢外国人物传记，主要是跟二战、跟他自己的军事生涯有关的，比如前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等。

邓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这点与毛泽东相似，他熟读过《资治通鉴》，通读《二十四史》，特别爱看《三国志》。另一和毛相似之处是，他也喜欢看地图 ——他们都曾是这个疆域辽阔大国的最高领袖。邓出差时，总要带两本地图册，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一本《世界地图》，到哪都要查看自己身处何处。与毛不同的是，邓读书，但不以“评论家”的身份自居。他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据公开报道，邓小平还是武侠大师金庸在内地最早的一批“粉丝”，“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这是邓对金庸小说的评点，也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写照。1970年代，当金庸小说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

在党内，邓被认为是“实践派”的代表，以“猫论”闻名于世。“他喜欢看写鬼的书。”卓琳曾透露，邓非常喜欢《聊斋志异》，有时外出，还让工作人员拆成活页，带几篇偷闲着看。有人还专门考究邓看聊斋的动机：《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篇末，有“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者，猫也。翻译成白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论”，与其何等相似！

江泽民： 好学好问、贯通中西文[/b]

1985年，江泽民担任上海市长时，他的办公室有超过3000本书。

江喜欢古典文学。1994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当场背诵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的《中秋见月和子由》，令学生们叹服。

1997年，他告诉美国《时代》周刊自己的个人兴趣：“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江喜欢直接向别人请教。比如，他看到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年表的文章，对文中所引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为中国开出的一个处方非常感兴趣，便给宋健打电话。此外，他要了10本罗素的原版著作《中国的问题》。江对宋健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觉得我应该读一读的东西，就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另一个经常被江请教的科学家是钱学森。1989年，钱给了江一本他写的《系统工程论》。“后来，他在发表讲话时使用了系统工程的原理。”江还向他请教过超弦理论，最尖端的物理学理论。

江的英语很好，能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哈姆雷特的独白“生存还是灭亡”，以及雪莱的《西风颂》。他还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他就是精神贫儿。江告诫身边的人，中国应该吸收外国文化精华，但他又强调，决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以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

胡耀邦： 配书房钥匙给警卫[/b]

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生前曾在怀念文章中说，耀邦“读过《马恩全集》，也读过《圣经》；做报告不念稿子；会写文章，会作旧诗，字也写得好”。

1979年，胡耀邦看到刚出版不久的《爱因斯坦文集》，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自1952年后，中共就跟随苏共，将爱因斯坦批判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文革中更是“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胡便要求下属都去读《爱因斯坦文集》。

于光远曾回忆，他曾看到胡耀邦在读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理论动态》原主编沈宝祥也是在胡耀邦的推荐下，读了《激荡的百年史》和《美国史》。

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的秘书曹治雄回忆说，1955年国庆前后，香港出版了关于蒋介石在大陆大半生故事的《金陵春梦》，这本书只在一些高干中流传，胡借了一套来，用了个把星期看完了这套160多万字的大部头。

胡耀邦于1980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曾让秘书特意多配一把书房钥匙，让警卫也可以自由出入自己的书房借书看。

一个书商眼中的官与书

“一个领导说好那就是全世界推广” [/b]

即使不是机关撤并，朱大平恐怕也会选择下海。他的北京时代华语图书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高端时政图书发行商，《大国崛起》、《论剑》等畅销的书籍皆出其手。

1995年，朱大平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地级市委宣传部党员教育处工作，负责全市121万名处级以下党政干部的教育。

作为工作必需，他们要购书发书，“但买书与看书，往往是两回事。一个组织部的人甚至跟我说，我给你支票，你书愿意拉回来还是愿意卖给废品站我不管。”

不过，这些书却酝酿着巨大的商机，全市121万普通党员人手一册，而在出版界，一般10万册的发行量已经可称为畅销书了。何况“全国有7300万党员”,朱大平强调说。

2000年，朱大平下海创办“北京社教文化信息中心”，为其成功掘得第一桶金的前三本书均与之前的普通党员教育有关，三个层次：“入党积极分子要一本，党员培训要一本，然后支部书记也要有一本。”他给许多县委组织部发函，没费半点口舌，订书单滚滚而来。“河南某县委组织部，一下就五千本。”

但很快，普通党员读物市场供过于求了，朱大平发现，真正强有力的市场是“高端群体”，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他们在各自领域有话语权，参与全国上下大小政策的制定，掌握国家的命脉。他们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一个党一个国家。”

而从一个商人的角度，一本普通党员教材顶多20元，而一本干部读物，至少40元以上。《论剑》丛书的成功，加强了他的这种信心。这是朱大平“蓄谋已久”的策划，他看到《人民论坛》刊登的一些尖锐话题，于是将专家文章分成36个专题整理成册，每个专题都有五六个专家参与“争鸣”，探讨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

这套丛书出版后，朱大平给每个省的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各赠送了一套。定价120元的这套书很快售罄，“一个领导说好那就是全世界推广”。

2007年，他名下公司策划并出版的《大国崛起》，就被二十多个地方的党政机关列入干部读书活动推荐书目。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发起读书活动，原本“根本卖不动，才卖三百多本，结果一列入红头文件的推荐书目，一个月就卖了一两万册。”据介绍，该书至今已销售了近60万册。

拉动销售的效应巨大，朱大平说，2003年之后，每出一本书，他就会给各地党政部门寄去样书和书单。

中央领导讲话，你要知道是为什么[/b]

朱大平说，策划党政图书不完全凭“感觉”，而是需要敏锐地把握时势。他注意到某些中央领导多次强调“世界眼光”、“历史眼光”、“战略思维”，“领导荐书，都绕不过这十二个字，而且都是讲‘大道理’”。

但纯粹讲道理，没有人愿意去看。2006年，他做的第一本官员读物是唐朝史学家吴兢《贞观政要》，彼时恰好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其实是本老掉牙的书，但刚好贞观之治的十几年是一个和谐社会。”

历史也能是活的，他认为，比如唐朝的中央政府600人，如何治理那么广阔的疆域；明朝皇帝一度20年不上朝，为何治而不乱，它们的官僚体制值得研究。

出于业务需要，朱大平每天都要看新华网和人民日报的新闻，亦专门钻研重要官员说的每句话，“领悟中央的精神，中央领导讲话，你要知道是为什么”。

他还仔细研究公开报道中提及的中央政治局学习的课题，发现一个规律：先讲国际，再谈国内。而一般，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课题，各级党委中心组都会层层贯彻学习。

十月，他的“领导干部决策大参考”丛书刚刚出版，32种书的各个课题，近乎完全参照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话题。恰逢科学发展观第一轮学习刚刚启动，朱大平又在借此契机推销他的“大参考”丛书。“2006年的学习科学发展观，主要强调经济政策，现在是各个方面都要贯彻，且着重强调实践。这套书就是最好的实践读物。”

“科学发展观要解决什么问题，书里答案都有了，中央文件就一句话，一本书系统地整理出来了，这就是大的形势教育。

从务虚到务实是必须的[/b]

朱大平策划的党政读物，多以丛书形式出版，很少有单行本。他说，做党政图书，最大的忌讳是“一个读本，全国通用”，“谁都能买的书，谁都可以不买”。

他策划的丛书层次分明，目标对象明确——给政法委做法制书，给农业局长建议如何建设新农村。若有书探讨县委书记的权力控制问题，为什么老出事，他认为，组织部长肯定要看，“体制外叫敏感，体制内叫有现实性，有针对性”。

海南省委宣传部就曾找上门，询问是否有关于新加坡发展经验的书。“海南跟新加坡一样都是小地方，新加坡怎么搞经济的，怎么搞社会的，海南可以借鉴。”

朱大平由此获得启发，他打算把世界主要国家，包括一些小国最成功的一个切面，各写一本书。比如瑞典的社会保障，韩国的文化推广经验。“从务虚到务实是必须的。”他说。尤其是在当下全球化的背景下，县委书记、局长、科长们，没有全球视野，不掌握世界发展态势，不懂世界货币的基本规律是不行的。

朱大平策划的书中，以“专家＋专题”为主。他认为，官员真要系统地读一本书很难，“实际上也少”，所以要请专家，浓缩其毕生研究精华，古今中外对照来写。《论剑》是朱大平最得意的策划之作，定位为“启发思维，开拓视野”，他说，该书强调的是“争鸣”，每个专家的每个专题立意、观点、思路均不同。

“领导干部是有一定的思考高度的，搞观点灌输他未必买账，你要为他提供更多的实用信息。”

眼下，他正在策划《大国策》，专门找“有话语权的专家”，“同时必须是主流的”，以“确保权威性”。“一定要知道他在这个领域内是排第几的。比如厉以宁写的书，就跟一般的书卖的价钱不一样。”

由于官员经常要讲话、写报告，朱大平还推荐他的“大讲堂”系列，“一本书十几篇文章，一篇文章就是几千字，而且是最著名的专家来写，3分钟就讲完了，照着一讲一看别出心裁有亮点,人家会说这个领导真有水平。” （文章来源：新闻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