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企业的法决

从日经BP中国技术网站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是一个系列中的一篇。作者本来是讲述日本企业如何适应中国市场和如何在中国发展的。但在这篇文章中，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些原因和方法，而这些方法在日本是无法实施的。也就说明这些方法和原因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以下是摘抄其中的一部分。全文请参照：
【中国事典】（十六）海归提升中企实力，武器是在海外历经的磨练

推动中国企业成长的环境

　　产品制造领域普遍存在的趋势是，开拓从未涉足领域的前沿企业发展缓慢，而从后追赶的第二位及其以后的企业则发展迅速。而且，通过汲取以往大部分经验和知识而智能化的制造设备及IT支援手段也日趋丰富，只要有资金，落后企业便可轻松赶上先进企业。可以说，这种环境比以前更为完善。

　　为了加快自己的壮大速度，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企业都在积极利用这一良好环境。还不仅如此，他们在行动上往往带有日本企业无法比拟的趋利性。

　　中国企业中大多数干部并不关心公司所在地的实际情况，也不关心每个员工的国籍以及进入公司的动机及原因。只关心如何才能赚取利润。

　　将他们逼到这一地步的是被称为“赏罚分明”的考评制度。对于能够胜任高附加值工作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企业大多委以非常高的权限、待遇及报酬。笔者的印象也与之吻合，感觉这些企业有很多能力及精力十足，工作也很卖力的员工。

　　与这些人的高待遇及高报酬相比，工厂中的工人即使薪水上调，月工资也仍然少得可怜。在雷曼事件以后，解雇派遣员工的案例在日本增加，与正式员工相比这些员工的待遇偏低，成为一项社会问题。不过，在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企业中却几乎无人对此诟病。似乎完全相信“报酬差距就是能力差距”。

过度的“大棒加胡萝卜”手段

　　不过，在赏罚分明的考评制度下，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也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他们往往被公司强派与其称为利润目标，不如说是顶着“必达目标”之名的定额任务，完不成的话就会被打上“能力不足”的标签，毫不留情地被“炒鱿鱼”。与笔者有工作关系的多名中企人员最后就遭到了解雇。

　　最近，随着日本劳动法的完善以及劳动部门的积极管制，听说中国企业中的恶意解雇已越来越少。不过，有些人虽然设法逃过了解雇，但仍然受到了降职处分。这种在公司里受到冷遇的情况好象并不少见。

　　可以说这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对日本企业而言这是不可想象也无法接受的过度的考评制度。但在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的企业里，这一制度却具有出人意料的适应力，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由于事实上有很多中国企业都在走向壮大，因此自然会有观点认为这一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或者说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否定它吧。

中国大学生向往海外的原因

　　企业传达出来的这种残酷竞争意识也波及到了中国教育界。尤其是在城市里，在有助于就业的想法下，父母都热衷于孩子的教育。日本生育高峰一代及其后代中也曾流行过“应试竞争”一词，如今的中国教育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都是过热的“学历竞争”。

　　目前的中国大学毕业生猛增到了数年前的6倍。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说在残酷的学历竞争中胜出，也无法保证能够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与高学历的人才相比，中国企业更愿意优先采用具有经验及知识等马上就能用的人。另一个是需要高学历人才的公司的绝对数量原本就很少。

　　中国通过吸引外资企业投资取得了惊人发展，但对研发领域的投资却远远不足。中国主要涉足的是低成本的、进一步说就是靠低人工费的生产领域。因此，人才招聘实际上主要集中于工人岗位，而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等白领人才的需求量却非常少。

　　当然，辛苦取得高学历的年轻人向往的是白领工作，但人才供需的严重不平衡使其中很多人未能如望以偿。由此成为“就业流浪汉”的大量年轻人如今都在大城市及其周边城市一边打着低薪零工，一边继续寻找理想的工作。中国工厂中的大学毕业生在企业的留存率公认较低，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从中摆脱出来的中国大学毕业生与日俱增，并且他们认为，“即使是同等学历，如果是海外大学毕业的话附加值会更高”，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到海外留学。而且，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企业也大多都很赏识美国著名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获得者以及日本著名大学毕业等“头衔”。笔者在前面曾提到过，与高学历相比中国企业会优先考虑即战力，但美国及日本著名大学毕业这样的“名号”却会受到特殊待遇。

　　总之，海归人才带回来的世界级经验和知识成为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原动力。而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这些人才也是他们很乐于雇用的。（特约撰稿人：远藤健治，技术人员兼海外市场拓展咨询师）

作者简介：远藤健治。对包括日本及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制造业非常熟悉的技术人员，同时还是海外市场拓展咨询师。远藤健治在进入京瓷公司之后，曾先后在开发部、生产技术部、品质保证部工作。其在中国工厂提供的制造业务指导颇受好评。后离开京瓷，在一家精密设备厂商的中国工厂担任制造部长及质量部长。他以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活跃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其著作包括《日资中国工厂制造部长奋斗记》、《中国低价格部件采购记》（均为日经BP社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