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强教授“怎样走向成功之路！”西安巡讲

我今年74岁了，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回顾我们的一生，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以及我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中是无愧于社会、无愧于祖国、无愧于历史的。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一切。

　　由于我在计算机教育和普及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称赞，许多媒体也作了报道，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

　　常有人问我：“你是怎样成功的？”在一些人的眼里我现在已是“功成名就”了，许多人很羡慕我。因为每个人都想成功，都想从别人成功的经历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经验。有的人觉得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甚至说我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其实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有过顺利有过挫折，有过成功有过失败。如果说我是怎样成功的，无非是认准目标，坚定不移，正确处理面临的各种矛盾，终生不屈不挠地奋斗。

　　从我几十年的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成功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其业务因素，而是取决于其全面的素质。一个人不仅要学会怎样做事，更要学会怎样做人。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矛盾，必须善于处理好这些矛盾。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人要取得成功，至少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10个关系：

1、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2、机遇与努力的关系；
3、平凡与不平凡的关系；
4、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5、理想与勤奋的关系；
6、学习与创新的关系；
7、专业与全面发展的关系；
8、顺利与挫折的关系；
9、个人成就与社会培养的关系；
10、年轻时打好基础与一生健康发展的关系。

　　我想以我的亲身经历谈谈我是怎样处理这些关系的。

一、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社会。我们应当适应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在祖国和社会的发展中发展自己。

　　我从年轻时期开始就遇到这个问题。我是在上海市上海中学度过中学时代的，1949年上海解放时我刚刚初中毕业，不到15岁。虽然年纪小还不大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但是对比解放前后，我开始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我们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满腔热情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思想。1949年11月上海建团时，我成了上海第一批青年团员。

　　解放初期，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学校周围出现坏人纵火、暗杀等破坏活动。我们全体同学组织起来，白天上课，晚上巡逻护校，防止坏人破坏学校。我们小小的年纪，就已懂得爱与恨，懂得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炸毁了上海杨树浦电厂，整个上海一片漆黑。我们边上课边防空。当天空出现飞机时，不用问不是美国的就是国民党的，那时没有我们自己的飞机，眼峥峥地看着美蒋飞机轰炸我们。我们天天仰视着天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什么时候天上飞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多好啊！”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愿望∶祖国赶快强大起来，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一切都谈不上，更谈不什么个人的前途。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美**队打到鸭绿江边，美国的炸弹扔到了东北境内。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紧急号召，接着于1951年又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普遍动员大学和高中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学习现代军事技术，保卫祖国。这对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是投笔从戎，保卫祖国，还是不顾国家安危，只考虑个人前途？每个人都在深思，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有时自己想通了，但家庭阻挠，又下不了决心。反反复复，形成了思想上的拉据战。在这关键时刻，团区委书记给大家上了一次终生难忘的团课，他介绍了苏联游击队女英雄卓娅的事迹，在卓娅上前线时，向组织递交了一份决心书，她说：“如果祖国需要，我将用自己的鲜血交团费”。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个青年团员的心，我和同班的不少同学也向组织写了血书，表示了同样的决心。

　　当时一首苏联革命歌曲响彻全国，激荡着每个人的心，这就是《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唱红这首歌的不是歌星，而是我们----抗美援朝时代的热血青年。我们唱着这首歌去报名，不少人唱着这首歌奔向前线。我们一个小班有三分之二的同学都报了名，有12位同学光荣的参了军。其中有一位女同学到了朝鲜前线当了志愿军文工团员，后来立了功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报告团的代表。有两位同学现在成了少将。但是我想当初他们决不会为了将来要当少将而参军的，他们是抱着献身的精神参军的。

　　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不是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你现在是名教授，当初你是否立志要当名教授，从而为此目标不断奋斗？我回答说：“当初我做梦也没想过要当教授，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国家不能垮，只要国家不垮，要我干什么都可以”。

　　1952年我高中毕业了，已经报名报考清华大学，临考前，上海团市委派人找我谈话，说上海的中学政治思想工作薄弱，领导上要求将一些优秀的中学团干部留在中学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工作。组织上希望我放弃考大学，到中学当政治辅导员。我二话没说，表示同意，这样，我没有参加高考而被分配到上海复旦中学当政治辅导员。

　　1953年夏天，我国的高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扩大招生名额，当年的高中毕业生全部进入大学人数还不够。党中央决定从工农兵和社会上有觉悟的知识青年中抽调一部分人考大学，以改善大学的政治成份。这时，组织又找我谈话，说：“现在需要优秀的在职干部考大学，你愿不愿意上？”但是不是保送而是和一股学生一样参加高考，一分也不加。这时离开考试只有3个星期了，我说试试看吧。复习了3个星期，还未等我复习完，高考开始了。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系是当时清华取分比较高的一个系。

　　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具体发展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很难事先准确地预测到一生中每个阶段会出现什么情况。只有适应社会的发展，全身心投入，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使自己得到发展。有人主张所谓“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我认为∶如果离开社会发展的需要去自我设计，是不现实的。

　　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一次拒绝过组织的分配，或向组织讨价还价。“文革”中我刚从下放的江西农场回到北京，领导找我谈话，说清华大学四川绵阳分校工作薄弱，环境艰苦，希望调我去绵阳分校去工作，我又二话没说，在那里一干又是三年，直到“四人帮”垮台前夕才回到北京。

　　个人只能在社会的发展中发展自己，没有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是不会有个人的发展的。1986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国际计算机教育大会”，我在大会上介绍中国的计算机教育时，讲到我们所编著的《BASIC语言》一书，当时发行了400万册(现在已达1200多万册)。在休息时一位美国专家问我：“你是不是讲错了或者是翻译错了，是4万册吧？” 我用笔在纸上写一个4和六个0，即4,000,000。他翘起大姆指说：“一本科技书发行了几百万册，真是世界奇迹！” 我平静地回答他：“中国有10亿人口，400万不算多”。我很幸运，生活在有10亿人口的中国，如果我生活在只有1000万人的国家，即使你本事再大，连刚出生的婴儿也发一本，也到不了现在1200万册的纪录。只有在中国，人口众多，改革开放，发展科技，普及电脑，在这样的环境里才会出现我们的纪录。离开了中国这个环境，我将一事无成。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美国，我说∶“短期去参观一下是可以的，但是要我到美国做三等公民，我决不去。因为中国是我的事业发展和成功的土壤”。

　　爱祖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很具体的。国家为个人发展创造了环境和条件，而个人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反过来推动了社会，这就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法。有人对我说：“你真了不起，《BASIC语言》和电视讲座开辟了我国第一次计算机普及高潮的局面，对中国的计算机普及作出重要的贡献”。我说；应当反过来说，是中国的计算机普及的需要造就了计算机普及和《BASIC语言》。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谭浩强，也会有别人来完成这个事业。可能谭浩强认识早一些，投入多一些，做得好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