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精神价值及影响

问题：

五四的精神价值是什么？

五四仅仅是爱国运动吗？

五四还留下什么？

案例及研究：

1919年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失败，根据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华一切权利转给日本。林长民撰稿在北京《晨报》上披露内情，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以警醒国民，并作洪钟之声：“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李大钊等人决定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据罗家伦所说，5月3日这天《京报》主笔邵飘萍到北大，向学生们报告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学生们情绪激动。立即召集北大、清华、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一千多名代表参与讨论，议决5月4日下午1时进行游行。从天安门出中华门，先到东交民巷，向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陈述青岛必须归还中国的意见，促请他们电告各国政府。然后转入崇文门大街、东长安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将旗帜投入曹宅，以表达愤怒。[叶曙明 . 重返五四现场 . 中国友谊出版社]

《苦涩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浑身布满鱼鳞一样的伤痕，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事实是在日本记者保护下，章宗祥逃离。）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刘瑜 . 1919：超越那一天 . 新周刊]

在中国大陆谈五四往往被冠以“五四爱国运动”，意味着爱国是五四的主要精神。但“五四”并不仅仅是爱国运动。傅斯年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五四后不久他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罗家伦在五四反思中说道：“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他将五四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 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虽是爱国救国运动，但与以前的爱国运动不同，具有“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当事人竟然都不以“五四”是爱国运动为然，难道是当局者迷，后见者明？[许纪霖 . “五四”是简单的爱国运动吗 . 南方新闻网]

上世纪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大力推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和“党化统治”。 教育部发出“训令”，警告胡适。胡适立即写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篇长文在《新月》发表，力图分析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思想原因。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为“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来看，不能不说国民党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 “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1929年在他参与创办的《新月》杂志上，从4月到6月连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等系列文章，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作了猛烈抨击。这些文章认为，侵犯言论自由、公民财产的最大非法者是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机关，中国的进步要民主、法治、宪政。他尖锐指出： “无论什么人，只需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雷颐 . 中国改革网]

证据及评价：

爱国主义的另外两个代名词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往往为政府所绑架，不管从何目的出发，所有执政阶层都喜欢使用主义，并使之成为争取更大权利的理由。而这恰恰是五四另外两个产物德先生和赛学生的核心价值相悖。当抗议巴黎和会列强的爱国运动声浪日益高涨之际，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他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提醒国人爱国不是盲目的、无条件的，要以理性作为感情冲动的基础。这种“理***国主义”背后所坚守的理性，正是以平等和自由为价值尺度的公理。

在争论五四精神的同时，我们应该清楚的意识到五四同样没有摆脱历史循环的怪圈。“历史是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五四已经过去九十年，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时代五四都有不同的诠释，各个时期、各个地方文人，根据每个时代的需要，及时代背景，五四的精神不断被改变。尤其是国共两党对五四主导意识变迁本身就是这九十年的历史的缩影。五四爆发后国民党对五四爱恨交加，三九年中共把五四定为青年节，中共支持五四、国民党反对和惧怕五四。四九以后五四在大陆又被冷藏，七九五四被用于开拓创新的一种诠释。三一八运动（1926）、一二九运动（1935）、一二一运动（1946）、红五月运动（1947）、红卫兵运动（1966）、八九学潮可以说都是五四运动的延续。时至今日，我们不断质疑北大是否还有五四精神？但质疑并不能磨灭北大对五四的贡献，而北大这一持续坐落于中国政治风暴中心的大学，九十年的发展和变迁历史正是五四精神的有效载体。我们很难去预测五四还会被揣摩成何样，但我们可以总结，五四这九十年对中国的作用与反作用。

北大校园一隅，一座雕塑由英文字母Ｄ和Ｓ组成，代表着宣扬民主制度，推广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德先生”（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和提倡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的赛先生（ｓｃｉｅｎｃｅ），也就是民主与科学。爱国主义本身和民主、科学并不矛盾，而矛盾的制造者恰恰是意识的主导者。五四本身是矛盾的产物，新文化和反新文化，构成了新文化运动。激进和保守并存，五四期间，北大左中右各派全齐活。胡适、陈独秀、傅斯年和北大精神、及其分别代表的精神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重要要素。五四时期，北大内部发生了一场《国故》、《国民》与《新潮》之争，三方分别代表创新、爱国、保守的价值理念，但即使如此，三者均受到蔡元培及校方的支持。争议并不影响其共通之处，作为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胡适撰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系统完整揭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口号。主编的《新青年》陈独秀，倡导新思想的胡适以及撰文的《狂人日记》的鲁迅等人都是五四的精神领袖。但是胡适、鲁迅、陈独秀、闻一多，并不因为交情而刻意保持一致理念，分别在“好人政府”、“共产主义”、“政治独立”等等。不管最后他们之间立场如何分道扬镳，但“重估一切价值”的追求并没有改变。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人将“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启蒙精神不仅仅是否定，而且同样支持否定之否定。罗家伦在5月4日《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这句流传广泛的口号。同年5月26日罗家伦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早反思五四运动的实质。五四无疑是激情的产物，但罗家伦并没有沉醉于激情和暴力，而是反思式提出“学生的牺牲精神”、“社会制裁”、“民族自决”，而这正恰恰是民主主张的突出表现，也正是这一篇文章使五四从单纯的爱国、反对列强运动中得以升华。

1922年以后， “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不再有市场，代之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为号召的反抗型民族主义思潮。胡适从美国生活多年，自然知道宪政、民众、权利制衡的作用，其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但不谈政治。胡适深知代国家危亡，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提高政府的权威。胡适恰恰忽视，提高政府权威最有效手段是通过民选政府来支持其行政合法性，避免文人干政，这和胡适不愿从政导致的狭隘性有关。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坏人当道。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1922年9月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等人入阁组成好人政府，但其均属英美派,当时被认为是无党无派的“好人”实际上它是听命于吴佩孚的傀儡，为曹醌所不容，结果仅存3个多月就垮台了，其缺乏的是制衡民主的作用。

如果五四需要一个比喻，那么可以把1919年5月4日比喻成一根导火索。五四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一方面中国聚集了大量内乱外侵及社会问题。同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从西方带回来的思想和由蔡元培所主导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形成喷发之势。人才、思想和特定的条件所合成的“TNT”最终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大爆发。五四对近代已经超出中国启蒙和救亡意义。1919年底开始的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就开始思考“湖南建设问题”，并提出了“湖南人民自决”的主张，可见五四很快救人到救国和从人权到民主，并向更大范围扩散。

意见、小结与结论：

1．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一起爱国主义行为，但由此产生的五四精神并不仅仅包含爱国主义，除此之外还有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进步等。

2．五四作为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倡导重估和反思，新文化运动由新文化和反新文化组成，也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精神让新文化运动弥足珍贵。

3．五四运动沉淀过程被打上很重的历史烙印。但同时五四精神价值的变迁，恰恰是我们审视中国近90年历史变迁的一个有效方法。

应用评价：

暂无

参考：

许纪霖 . “五四”是简单的爱国运动吗 . 南方新闻网

朱洪 . 胡适—努力人生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雷颐 . 因为“五四” . 中国改革网

最早阐述五四运动精神的人--罗家伦 . 北京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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