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业在“冬日”里发现生机

日本信息产业年度盛典———日本信息化月纪念活动今年恰逢中国国庆节开幕。已有37年历史的这项活动，因首次有外国代表———大连市政府及企业代表团的参与而格外引人注目。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戴玉林应邀发表演讲：大连将成为中日软件外包合作的高端平台。
到日本参加活动，对大连软件界而言就像到邻居家参加派对。但今年，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大连，都非同寻常。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所以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恐慌，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受波及———大企业纷纷收缩业务，中小企业举步维艰。在日本，有学者悲观地指出：也许又一个十年大萧条来了；在中国，软件企业主们悲哀地看到，受到汇率影响以及人力成本的提升，原本就不高的利润率几乎消失殆尽，“冬天论”甚嚣尘上。
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业85％的业务来自日本，而大连，这个比例更高。即便如此，谨慎的日本企业仍然在小心翼翼地选择———对于这个全球第二大发包地，外包业务开发率也只有3％ 5％。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金融危机，正在加速日本企业国际分工的步伐———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越来越多的企业普遍开始考虑向海外拓展。这种拓展，不仅仅是外包业务量的增加，也包括从低端业务向高端业务的升级。此时，大连的高调介入，对双方都是一次新的机遇。大连或许可以借此完成软件业的升级。日本纪行
9月28日—10月2日大连代表团的访日，在弥漫着经济冬天的东京刮起一阵大连 IT的暖风。代表团配合商务部及日本经济产业省，承办中日软件和信息服务合作论坛暨中国软件交易会日本分会，进一步扩大软交会在国际上的影响，提高大连软件在日本的认知度，为大连及国内企业开展对日合作搭建平台。市信息产业局组织15家企业参加日本 IT人才秋季招聘会，仅华信一家公司就面试120余人，录用50多人。
通过出访，我市吸引到更多的日本 IT企业，带动大连软件在自主创新、高端开发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日本财产保险公司确定在我市设立软件开发中心；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表示考虑在我市设立其在中国的第一家分支机构。腾飞软件园与丰田公司签署了丰田入住腾飞软件园的协议。
访日期间，代表团先后考察了大连软件园日本分公司、华信日本分公司和东软日本分公司。根据调研情况，戴玉林对成立大连（日本）软件园做出进一步部署。提出以“1＋4”模式开办大连（日本）软件园的构想。即以即将签约的大连（日本）软件园为一个核心，以大连软件园、华信、海辉、东软4家企业驻日分公司为分园，整合资源、分散布局，壮大大连软件在日本的声势。
此次大连 IT界访日，在日本经济界引起强烈反响。日本业界普遍认为，大连市代表团在“十一”黄金周假期放弃休息，到日本招商，足见大连市政府对日关系的重视和对促进中日两国在信息产业方面共同发展的热情，同时也看到了大连市政府对发展信息产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而10月是日本企业进行年中盘点、调整下半个会计年度经济战略布局的时期，大连在此时到日本招商，为日本企业调整政策，拓展海外市场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寻找火种
对于大连而言，国庆节期间出访的收获显然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比实际的收益更令人振奋的是收获信心。显然，即便是美国号称史上最大的救市行动已经展开，这个弥漫全球的经济冬天也不一定就能很快安全度过，但至少我们获得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心态，在一切还未尘埃落定的时候，市场机会对于任何企业都是公平的。“所不同的恰恰是企业自身的判断———你是想过一个酷热的冬天，还是一个严寒的夏天？亦或，你有足够的自信走出一片独立的春秋。”
“我们并不需要悲观，事实是我们的机会正在增加。”市信息产业局副局长靳国卫说。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希望通过离岸外包缓解成本压力，而大连无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大连与日本在 IT领域的合作正在成为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引人注目的一环。正如美国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世界是平的》一书所述：“大连之于日本，已如班加罗尔之于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是一个外包中心”。
大连是距离日本最近的中国城市之一，往返交通极为便利，与日本东京、大阪等7个城市通航；大连与日本之间的经贸和文化往来非常频繁，是日商投资企业最多和日本游客最多的中国城市之一，日资企业近4000家；尤为重要的是，大连市民有学习日语的传统和氛围，拥有大量的日语人才，被认为是除日本本土之外，日语人才数量最多的城市。因此，长期以来，大连一直是与日本在 IT领域合作最为紧密的中国城市。上世纪80、90年代，佳能、松下、东芝、欧姆龙等日本企业先后在大连设立了电子产品制造企业；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连的企业已经开始承接来自日本的软件开发业务；2000年以后，随着服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大连充分发挥日语人才丰富的优势，率先提出架构“中日软件合作战略门户”和“东北亚外包中心”的理念，使大连成为日本在海外最主要的业务承接地，日立、索尼、NEC、NTT、丰田等日本企业又纷纷开始在大连建立软件和信息服务机构， GE、惠普、戴尔、IBM等国际跨国公司也先后
将部分日本业务转移到大连；在大连从事软件和信息服务的日资企业总数已近200家。大连对日的软件出口和服务外包规模一直在中国各个城市中间居于最前列。
出于对企业、客户和核心业务高度负责的态度，日本企业和企业家们对待“外包”非常慎重，其将业务向中国转移的规模和层次也是谨慎的。而在大连，政府正在致力于提升 IT产业的成熟度，期望通过有效的手段与措施，全面提高、改善承接国际业务的能力与环境，可以为日本和其他海外客户提供令人放心的产业环境。
基础雄厚并且决心成为中日软件和服务外包高端对接平台的大连，显然正在孕育新的产业希望。大连已经成为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代表城市之一，对日合作是大连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特色和优势。而今后，大连还将进一步扩大对日合作的领域和规模，全面提升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成熟度，提高、改善软件和服务外包的能力与环境，为日本和其他海外客户提供令人放心的服务，成为联系中外服务外包市场的再次转移中心。现实起点
或许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视角：“冬天”来了，“春天”也不远了。IDC中国总裁郭昕曾指出，除了固有的研发瓶颈，开发成本不可控、人员流失造成的不稳定以及资源结构多向技术层面的偏颇，是中国软件企业普遍面临的三大挑战，并日益成为中国软件商赢得市场和获得利润的最大风险和破坏性因素。
如果在一个相对稳定而宽松的市场环境中，上述因素还不足以引起全行业的震动，那么现在不妨把现实的困境看作是软件业重新洗牌、凤凰涅磐的新起点。这是中国软件业也是大连软件业实现规模化、提升竞争力、追求自主创新能力的过程，而对于大多数无法超越自己，安然越冬的企业，这个过程则意味着被兼并、重组的痛苦。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它会来得这样快。一个鲜明的信号是新劳动法的实施，让很多企业叫苦不迭。实际上，全球经济发展实际已经证明，当一个地方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价格上升，原来的成本比较优势就会丧失。于是，吸引外国资本的数量也就逐渐减少了，外国资金也开始逐步外移，出口竞争力也相应下降。
中国经济和中国的软件业正在遭遇这一挑战。
可以说促不及防的挑战使软件业必须忍受阵痛。而阵痛的结果，要么是在沉默中灭亡———被新兴的外包承接地取代；要么是在沉默中爆发———有效地整合资源，破除瓶颈，消解挑战，使产业进入新的、更为坚实的成长期和繁荣期。
对此，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过去十年，大连对日本的吸引力主要来自历史渊源、会日语的人多且劳动力廉价、政府大力招商，那么相信下一个十年，吸引力的核心将更多地体现在那些影响外包合作对象选择的经济要素，比如良好的信誉、规范的管理、持续而高效的服务以及难以割舍的业务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