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杰:中国到底有多少穷人?
2008-05-31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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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世界银行公布了旨在测量购买力平价(PPP)的《国际比较计划》(ICP),由于中国的PPP被下调,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总量被“高估了40%”。由于数据采集上的种种问题,这一估算的结果引起了不少争议。此外,经济总量被打了个六折,人均GDP自然也不能幸免,这样一来按“1美元/天”的国际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将比先前估计的多了多少也是各界关注的问题。日前,世行发展研究组的陈少华和拉瓦雷发表的研究报告《China is Poorer than we Thought, But No Less Successful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大概可以为这些疑问提供一些答案。
ICP的中国数据采集自11个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宁波、青岛、广州、厦门、大连、哈尔滨、武汉、重庆及西安),排除了中国的落后地区,这是其样本代表性受到质疑的原因。去年在有关数据公布后,笔者曾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仅以这11个城市的统计样本评估中国的物价水平,将掩盖了我国城乡间和地区间存在的巨大物价差异;二、这11个城市中有7个在东部沿海地区,只有4个来自中部地区和1个来自西部地区,比重上并不合理,尤其是京沪穗这些城市的物价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并不能代表普通城镇的水平,选一个都太多。与此同时,国际学术界也有不少研究著作在数据采集和统计汇总等方面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全部指向的都是世行数据可能存在的巨大偏差。
面对这些质疑,该研究的作者查询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负责人员,并被告知这样做的原因,是这11个城市有ICP此轮调查中供国际比较之用的参照商品,而这些参照商品在其它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并不易找到。对于比重不合理的问题,统计局的答案是已用了不同的加权数调整了比重,消除了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抽样结果在总样本中失衡的问题。统计上存在的这些客观困难值得体谅,但这些数据是否有代表性是另一个问题。陈少华和瓦拉雷在重新分析这些数据后便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两位作者在报告中指出ICP调查得出的中国物价指数“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农村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物价较低而食物占居民日常开支的比例较城市地区更高,即使调查了加权数也“不可能得出可靠的结果”。这两点结论说明ICP的中国数据只能代表“城市中国”,证实了笔者几个月前的质疑。
在如何统计中国的贫穷人口的问题上,由于PPP使中国经济总量“缩水”,有意见认为中国的贫穷人口将随着人均GDP的下调而大幅增加。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凯德尔(Albert Keidel)便认为按“1美元/天”的标准统计,中国的贫穷人口将有三亿之多,较现时估计的七到八千万多出三倍。陈少华和拉瓦雷的研究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方面,他们认为以1986年物价为基准的“1美元/天”的标准未有与时俱进,认为应该采取2005年基准的“1.25美元/天”的新标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存在严重的偏差,ICP里关于中国的PPP“高估了中国的生活成本”,因此中国可能的确较此前估算的穷,但中国贫穷人口的购买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却是另一回事。
因此,该项研究认为,按新的PPP并根据1.25 美元/天的国际标准估算,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04亿,较之前估计的高出1.3亿。与此同时,按这个新的统计方式,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的贫困人口也相应增加了,而中国在扶贫方面成绩因此比原来想象的还要大:1990到2004年间,有4.07亿中国人脱贫,而原来估计的只有2.5亿。坦率地讲,这些数字的变化,最终只是经济统计的“游戏规则”改变产生的结果,与真实生活中变化毫无关系。对于中国的老百姓,即使我们的贫困人口还是先前估计的七八千万,这仍是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我们的扶贫之路仍任重道远。
ICP的中国数据采集自11个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宁波、青岛、广州、厦门、大连、哈尔滨、武汉、重庆及西安),排除了中国的落后地区,这是其样本代表性受到质疑的原因。去年在有关数据公布后,笔者曾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仅以这11个城市的统计样本评估中国的物价水平,将掩盖了我国城乡间和地区间存在的巨大物价差异;二、这11个城市中有7个在东部沿海地区,只有4个来自中部地区和1个来自西部地区,比重上并不合理,尤其是京沪穗这些城市的物价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并不能代表普通城镇的水平,选一个都太多。与此同时,国际学术界也有不少研究著作在数据采集和统计汇总等方面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全部指向的都是世行数据可能存在的巨大偏差。
面对这些质疑,该研究的作者查询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负责人员,并被告知这样做的原因,是这11个城市有ICP此轮调查中供国际比较之用的参照商品,而这些参照商品在其它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并不易找到。对于比重不合理的问题,统计局的答案是已用了不同的加权数调整了比重,消除了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抽样结果在总样本中失衡的问题。统计上存在的这些客观困难值得体谅,但这些数据是否有代表性是另一个问题。陈少华和瓦拉雷在重新分析这些数据后便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两位作者在报告中指出ICP调查得出的中国物价指数“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农村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物价较低而食物占居民日常开支的比例较城市地区更高,即使调查了加权数也“不可能得出可靠的结果”。这两点结论说明ICP的中国数据只能代表“城市中国”,证实了笔者几个月前的质疑。
在如何统计中国的贫穷人口的问题上,由于PPP使中国经济总量“缩水”,有意见认为中国的贫穷人口将随着人均GDP的下调而大幅增加。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凯德尔(Albert Keidel)便认为按“1美元/天”的标准统计,中国的贫穷人口将有三亿之多,较现时估计的七到八千万多出三倍。陈少华和拉瓦雷的研究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方面,他们认为以1986年物价为基准的“1美元/天”的标准未有与时俱进,认为应该采取2005年基准的“1.25美元/天”的新标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存在严重的偏差,ICP里关于中国的PPP“高估了中国的生活成本”,因此中国可能的确较此前估算的穷,但中国贫穷人口的购买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却是另一回事。
因此,该项研究认为,按新的PPP并根据1.25 美元/天的国际标准估算,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04亿,较之前估计的高出1.3亿。与此同时,按这个新的统计方式,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的贫困人口也相应增加了,而中国在扶贫方面成绩因此比原来想象的还要大:1990到2004年间,有4.07亿中国人脱贫,而原来估计的只有2.5亿。坦率地讲,这些数字的变化,最终只是经济统计的“游戏规则”改变产生的结果,与真实生活中变化毫无关系。对于中国的老百姓,即使我们的贫困人口还是先前估计的七八千万,这仍是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我们的扶贫之路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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