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汉市民性格特质比较

原载《长江日报》

为什么要提出探讨武汉市民的性格特质的问题？这首先是由当前人们议论得很多的社会公德这个话题引出来的。在整个道德体系中，社会公德只能算作对一个公民的最起码、最低层次的要求。凡是道德范畴的东西，都需要依靠行为人的自律，但除了自律外也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约束，如职业道德可以有职业规范来约束，家庭道德可以用家庭伦理来规范，道德体系中还有更高层次的内容如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的道德则要靠理想情操的教育。而社会公德则更多地要依靠公民个人的行为习惯，依靠潜意识的控制，这样，社会公德水准的高低，在更大的程度上与人的性格相关。为了更好地研究武汉人，我们也有必要把武汉人与当今有代表性的北京人和上海人做一番比较。

　　关于城市市民性格特质的研究，是一个属于文化研究的问题。文化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本质上是人的社会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里所说的性格，就不是指某个城市居民个人的个性，而是市民这一社会群体共有的性格。这里所说的市民，既不是上流社会和文化精英，也不是下流社会和流氓阶层，而是人数众多的普通的城市居民。市民的性格特质作为一种文化表现，涉及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及，包罗万象，诸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方式、思想观念、艺术欣赏、风俗习惯、民间节日、避讳禁忌、饮食偏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作为观念形态而存在的，是市民所持有的关于城市公共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认识、观念、习惯、态度、风格等等。因此，所谓一个城市的市民性格特质，就是指这个城市的普通居民在地方特有的自然的、人文的环境中，在共同的城市生活实践中相互影响而形成的表现在生产、消费、娱乐、交际活动中的比较稳定的行为方式、意识倾向和心理特征。
　　市民性格特质既然是一个文化问题，就不能离开地域和时代来探讨它。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所影响的范围都是以民族为单位的，但是，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内部，在保持民族共同文化的前提下，各个部分或局部的文化也会具有某些不同的特征，由此形成亚文化。这些亚文化的分野之一就是地域性的，如中国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西北文化、关东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州文化、江南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以及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或者如一个国家里的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平原文化、山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等等。因此我们探讨一个城市市民的性格特质，也就不能脱离这个城市所依托的地域文化。
　　武汉、北京、上海都是我国的大都市。在古代，城市最初多是沿河流形成的物资集散地，尤其是发端于两条乃至数条河流的汇合处，以借舟船交通之利。北京位于海河水系，紧傍水量充足的永定河水道；上海处在长江三角洲的前缘，扼黄浦江进长江的入口处；武汉矗立在长江中下游，是长江与其最大的支流汉水的汇合处。城市是多种文化的交汇点，这三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以来又迅速地现代化，无疑具有现代城市文化的共同特征：雅俗共处，土洋交融；三市的市民也都具有作为城市人的基本性格特质：敏锐、紧张、开放、先进，又浮燥、时髦、喧闹、嘈杂。
　　三个城市中，北京的历史最为悠久，自古就是地区性政治中心，春秋、战国时就建有燕的国都蓟，有“勃碣之间一都会”之说，秦统一中国以后，北京仍然一直是州、郡的治所。由于北京位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间的交通要冲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兵家必争，而且治者必建。后辽建陪都，金建中都，北京便由北方军事重镇发展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自元在此建大都始，北京成为元、明、清三代全国政权的首都，历时近七百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经过了二十年的短暂北平时代。在这段时间里，这里虽然不是首都，但仍然集中了大批从事教育和精神劳动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因此，京派文化中既积淀了功力深厚、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又渗透了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等级森严、注重名份、计较职位、崇拜特权的传统，这种传统自然也影响到北京市民的性格特质。1949年后，北京再次成为中国的首都，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批知识分子和各类文化人从各地来到北京，或进入政府机关，或进入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今天的北京集中了全国的文化精英和华夏文明的精华。1842年开埠后又较多地接受了现代的物质文明、政治意识以及先进的企业管理和市政管理，形成了一个人数较多、素质较高的白领管理阶层。早在1870年代，上海地方就效法租界，兴办市政，如设立路灯、拓宽马路、规定倾倒垃圾时间、制定卫生交通条例等，开全国之先。因此，上海的市政管理水平至今仍是全国最高的，上海人的市民意识即公德意识也较强，比较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设施、注重公共卫生。上海人办事一般比较讲究规则，尊重程序，比较相信公事公办，照章办事，即使“走关系”也比较讲规矩；但有时又不免显得待人冷漠无情，胆小怕事，事不关己，绝少介入，哪怕对朋友的困难也可以不闻不问，往往缺少为朋友、为社会的侠肝义胆。一般上海人不希望别人管自己的私事，也不爱去管别人的闲事，生怕惹来麻烦缠身，免得别人回敬一句“关侬啥事体”。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里，虽然国家一度闭关自守，但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所形成的与海外的千丝万褛的联系，使得上海即使在国家最封闭的年代里仍然是我国最开放的城市，也是接触和了解关于西方世界的种种信息最多、最快的城市。因此，上海人机智敏锐，思想开放，敢于弃旧创新，但同时又爱竞相攀比，追逐时髦。13世纪末上海即成为贸易口岸，并为当时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重要中心。近代以来，更造就了一支技术严格、遵守纪律的产业工人队伍。长期以来，上海货名牌济济，在全国有比较稳定的较高信誉。上海人住房拥挤，却能把斗室之区布置得舒适整齐，温馨雅致。这些都体现出上海人做事精细而有效率、办事专注且讲究技术的性格和品质。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户口制度的推行和强化，取得或丧失上海籍都成为一件十分了不得的事，从而更强化了上海人自满自足、小看外地人的狭隘意识。1865年汉口即被辟为商埠，租界毗邻，留下了殖民主义者的足迹，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文明；后来，张之洞在此开矿设厂，建立了我国最早的新式钢铁厂和军工厂，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发源地。这以后，武汉就逐步成为当代中国的大都市之一。1949年后，50、60年代，武汉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纺织、机械、冶金等轻工业、重工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今天的武汉交通便利，工商兴旺，高校云集，既是重要的经济、政治中心，又是著名的文化教育中心。因此，这里既有雅文化的殿堂，也有俗文化的地盘。这些造成了武汉的市民作为城市人的性格的基本特征。1949年后又从上海、东北等地迁来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武汉长期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必须面对湖北的广大农村，从那里吸收人才、干部和劳动力。因此，如果说北京文化是充满政治色彩又多几分高雅的文化，上海文化是商业气氛浓重又加上一点洋味的文化，武汉文化则是在融汇了政治性文化、商业性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雅、洋、土”三味俱全的“多味”文化。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武汉人的性格更典型地代表了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中国人的性格：对人友好热情，爽直大方，乐善好助，敢于打抱不平，却又缺少规则意识，办事不够精细，爱凑热闹，好管闲事。1949年后才由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合并为一市，且被长江和汉水所分割，公共交通的发展也有更多的困难，市政管理的水平也落后于上海。在武汉，不少人上班要跨越三镇，从汉口到武钢甚至要使用汽车、轮船、火车三种交通工具，因此武汉虽为内地城市，却看不到内地人的那种缓慢悠闲的景象。但武汉人抢起车来也毫无礼让，所表现出的“勇敢”常让外地人侧目。武汉人清早出门赶路，多爱在外面“过早”，随遇而餐，因此武汉的各种饮食铺店遍布全城，小吃十分方便，但不少摊点很不讲究，街边巷头，无遮无盖，架座炉子支口锅，摆张桌子四条凳，烟雾腾腾，残渣遍地。武汉人做事往往比较马虎，不那么精益求精的德性由此可见一斑。不少武汉产品质量低下，外形粗糙，残存的农业自然经济意识使得一些人不求长期信誉，而贪图“一锤子”买卖的效益，因此，我们或许可以从文化层次上找到汉货中的精品名牌数量明显落后、有的名牌不能持久的深刻原因。
　　北京具有燕赵文化的基因，一直处于中原汉族与关东、漠北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点上，各族人民混居和融合，同时，北京的居民实际上来自全国五湖四海，接纳了各方人才。这种市民结构，形成了北京人兼收并畜，宽容大度，豪爽好客的性格。浓重深厚的政治色彩，造就了北京人对国事的特别敏感和“天下大事，匹夫有责”的气质。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每当有国家重大事件发生时，北京人往往在全国率先奋起，常有一人振臂高呼，众人赴汤蹈火的英雄壮举，颇有“慷慨悲歌”的燕赵遗风。
　　作为京师古都，这里官绅显贵长期盘踞，文人雅士云集流连，梨园大师数代相传。辛亥革命后，满清王朝的一大批遗老、遗少破败落魄，许多官宦人家的下人奴婢也流落民间，还有一些文人墨客穷困潦倒，邓友梅所描写的那伍、画儿韩就属于这一类。这种背景既造就了北京文化中雍容、雅致的特点，形成了北京市民性格中追求品位、敬重文化、温文尔雅的一面；同时，这种环境也造就了北京文化中虚骄、做作的特点，形成了北京市民性格中附庸风雅、故作尊贵的另一面。
　　作为京畿要地，经过历代王朝的营建，北京城内遍布宫廷楼阁、林苑坛殿，宏伟壮丽，使人不得不产生崇敬和畏惧。这种庄严肃穆的建筑风格和布局和北京长期作为国都而形成的特殊氛围，养成了北京人落落大方，注重礼仪，而又保守持重，凡事顶真的性格；造成了既热情礼貌，温良礼让，又以“首都人”自尊自傲，讲究等级，重视尊卑，爱面子的处世态度。北京人说话和蔼亲切，谈吐平稳沉着，纯正的“京片子”听起来四声甜亮，安闲轻脆，优美悦耳，北京语音成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标准语音。但是，有的北京人尤其崇尚空谈，卖弄张扬，海阔天空地胡“侃”还要故作深沉。更有些北京人表面待人热情，其实骨子里矜持高傲，令人怀疑他的热情似乎有几分造作。
　　与北京和武汉相比，上海建治最晚，却是我国开埠最早的城市。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不久，西方列强先后在此圈划“租界”，外国资本和中国买办资本开工厂，设银行，近代工业兴起，工商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大量涌进，使得上海成为我国最典型的工商移民城市。所谓“上海人”，其实很少是真正的上海当地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旧上海的市民中，自然既有富人也有穷人。富人圈里，有携资来上海冒险成功的新兴工商业主，也有依靠洋人获得发达的买办，有为躲避地方战乱而蛰居上海的地主、富绅，也有离退职的达官贵人，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接受近代物质文明，也欣赏西方生活方式，他们有的挥金如土，豪华侈蘼。移民中人数更多的是中下层市民，他们大多是出自农村的贫苦移民，来上海谋生，或做小本经营的个体买卖，或从业于服务性行业，或成为近代工业的产业工人，或加入其他各类工薪阶层，收入微薄，生活艰难，衣、食、住、行都得量入而出。夹在富人和穷人中间的就是那些来上海吸取开放空气、寻求自我发展的各类文化人。就是在这样一种东西交融、各方杂处、竞争激烈、看重金钱的世俗社会里，造就了上海市民性格中的优点和弱点。
　　上海的城镇形成较晚，直到北宋时才初步聚落而成货场，南宋后期置上海镇，元初才改镇为县，但始终未有州府之治。因此，在古代，上海历来不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中国官僚政治的传统相对较为薄弱，而在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通商口岸，上海接受西方文化最早也最多，成为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碰撞的交汇点。海派文化和上海的市民性格就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冲击下逐步形成的。
　　上海所依托的江南地区，自宋代以后，就是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五代两宋时，我国的经济中心就逐步由中原向南方转移，江南一带的经济文化尤其发展，工艺精湛，匠人众多，才子辈出。上海也深受江南文化之惠，
　　激烈的市场竞争、繁忙紧张的日常生活，使得上海人在生活中多善于精打细算，讲究实惠，力图花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他们善于经营，办事精明，分寸感极强，总能把事情做得恰到好处，使人无法挑剔和辩驳。但上海人的精明又往往用在了芝麻大的琐屑事情上，显得吝啬小气，在人际交往中多工于得失算计，明明是要占人家的便宜却一定要把面子修饰得十分的光亮，使你明知吃了亏，也不好与之理论。因此，说上海人善于处世，精于做人，其中的涵义其实是毁誉参半，褒贬兼而有之。上海人虽然也是中国人，却比外地的中国人经受了更多的商品社会的修练和现代文化的熏陶，办事注重信誉，注意在社交场合的体面，讲究衣着服饰，勤于修整边幅，但又爱好虚荣，装饰外表，并有着以衣取人的世故。而在
　　北京和上海，一个是中国的首都，一个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北京有北京人的自豪，上海有上海人的优越。这种自豪和优越都是武汉人所不可能有的，那么，与北京、上海相比，武汉市民的性格又如何呢？
　　从经济地理上看，武汉地处江汉平原的边缘，自古有九省通衢之称，长江和汉水就在城中汇合，大小湖泊如星落棋布，武汉文化中也就有着平原文化、大河文化的基因。武汉古有夏口、江夏，唐、宋时商业就已十分发达，明末清初汉口的商业迅速崛起，成为国内著名的商业中心之一。到近代，早在
　　从人文地理上看，武汉地处我国中部地区，其所在的湖北省，为川、陕、豫、皖、赣、湘六省所包围，是我国东西交汇、南北过渡的中心地带，武汉也就正处在江南文化、中州文化、关中文化、巴蜀文化、湘粤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汇点上。武汉博采众家文化之长，市民吸收了各方居民性格中的长处。同时，作为近代迅速崛起的大城市，武汉的移民城市特点虽不及上海那样突出，但今天武汉的住民同样主要是由移民组成的，只是移民的来源不象上海那样广泛。武汉居民中，大多数是来自附近农村，也有一些来自周边省份的移民，
　　北京人附雅，上海人崇洋，毕竟都包含了某种对文化的崇敬和景仰，相比之下，武汉人就缺少崇尚文化的精神，甚至以蛮横粗野为荣。武汉市民中不少人来自农村，他们接受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熏掏，变成了城里人，但他们所受到的现代大工业的洗礼不及上海市民，其中不少人在经济生活上还长期与乡下的亲友互通有无，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较多地保留了乡下人朴实、慷慨、热心、随和的风格，但又往往显得散漫、随便、不大守规矩。有些人进城后没有接受正规的系统的现代教育，显得粗俗浅薄，却又不懂装懂，爱自我表现，尤以卖弄俏皮话、小噱头为能事。更有一些人沾染了刁钻暴戾、胡搅蛮缠的市井习气，大概与上海的“瘪三”、北京的“痞子”同属一类。
　　武汉地处北方方言区与湘方言和赣方言区的边缘，武汉话既没有北京话的甜亮轻脆、委婉亲切，也不像上海话细润娇柔、齐齿嗲气，武汉话虽然较多地受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的影响，却又不像四川话那样顿挫抑扬，或者中原话那样朴实矫憨（据有关学者研究，中原官话以湖北钟祥长寿话为标准语音）。但武汉语言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所谓的“汉骂”。鲁迅先生曾批评过中国人的国骂“他妈的”，但这与汉骂相比，应算是非常文明的词语了。各地都有自己骂人的话，北京人骂人骂到极处，大概就是“丫头养的”，再如上海人的“娘嘻痞”，四川人的“龟儿子”之类，骂得也多少有几分隐讳。可武汉人要是骂起来，却顾不得拐弯抹角，而且逐步升级，似乎要搜尽这世界上最肮脏、最刻薄的词语，直到撕开最后的遮羞布，追求一种赤裸裸的痛快。尤其是年轻女子骂人毫无愧色，调门之尖厉，措辞之龌龊，不仅令外地人避之不及，也使尚知自尊的的武汉人尴尬无奈。
　　武汉是著名的“火炉”，这里的气候造就了武汉人直爽火爆的性格。夏天过于炎热的天气，使得一些武汉人忽视公共形象，且以“暑天无君子”自嘲。白天，烈日炎炎，酷热难当，人们懒得修整边幅，大街上行走也可以拖鞋短裤背心，照样悠然自得；生意人赤膊上阵，不仅在个体摊店司空见惯，就是在大型商场也时有所见；入夜，老老少少均薄衣短装，沿街而睡，男女相间，倒能相安无事，成为独具汉味的民俗风景。
　　武汉的建制直到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与北京、上海相比，武汉的“打、砸、抢”之风更盛。北京虽然是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狂飙的发源地，但为了首都的安定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毕竟对“打、砸、抢”和武斗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上海虽然是“四人帮”的巢穴，但“四人帮”出于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对上海实行了严格的直接控制，因而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文革期间反而相对比较稳定，武斗的数量、规模和激烈程度都不及其他城市，大、中、小学的教学没有中断，知识分子在这种夹缝中倒能继续他们的研究和文化工作。而武汉由于地处我国中部，又是交通枢纽，红卫兵来得快，点火早，虽然发动稍晚于北京，但一旦燃起，即成大火，红卫兵运动在这里表现得比北京、上海更加激进昂扬。“七
二○”事件之后，“打、砸、抢”盛行，并在文革后期融入社会底层的流氓文化，一时间，“翻门槛”之风十分猖獗，“打群架”事件频频发生。由于学校停课，教师挨斗，本来代表社会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被贬到了社会的底层，遭人鄙视，结果斯文扫地，楷模倒塌，规范荡然。人们变得讲狠而不讲理，轻则破口吵架，重则拳脚相见。儿女竟不称父母为“爹娘”，而是大口大气地直呼“老头”、“老娘”。一些流氓黑话也进入大众语言流行起来，不少人污言秽语出口成章，本来干净的公共场所，只听得脏话不绝于耳。总之，文革期间的动乱，把武汉人性格中的仗义、爽直、慷慨、勇敢推向了反面，人们的行为规范严重丧失，市民的道德水准急剧下降。一些武汉人的市民公共意识变得十分薄弱，不讲公共卫生，不爱公共设施，不守公共秩序。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这些问题有所缓解，但有的问题积重难返，建设武汉社会公德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上面我们通过武汉与北京、上海市民性格特质的对比，分析了武汉市民性格的优点和弱点，而且着重是要找一找武汉人的毛病，也是找一找中国人的毛病。找毛病的目的是要对症下药。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提供详尽的药方。我们想说的是，提高市民素质，增强市民的公德意识，提高社会公德水准，说到底是一种文化建设，不可能靠一打文件、一套命令，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要借助于经济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教育的、文化的、艺术的、舆论的等等多种手段，全方位地、长期地在提高市民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品位上下工夫，用高雅文化引导通俗文化，克服粗俗，反对庸俗，实现雅俗互补，雅俗共赏，消除愚昧，尊崇体面，确立规范，才能把武汉这样的大都市建设成为与它的规模和实力相称的现代国际文明城市，使中国重新以礼仪之邦自立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