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与卖淫女现象

苟丽是一丝不挂地被勒杀在出租房的，一根自行车刹车线深深地嵌入她的脖子，那个“裤管卷在袜子里”的男子早已不知所终。
正是这一特征，使兰州警方锁顶了犯罪嫌疑人。9月15日，已历12昼夜排查的兰州警方，终于在一个工地找到了完全符合涉案特征的唐姓青年。他向警方交代，这次杀小姐完全是为了泄愤，他曾经在其他城市的一次嫖娼中被小姐抢过200元并遭毒打，所以他要报复小姐群体。
就在警方以为圆满结案时，一个新的发现让办案警官唏嘘不已，他们从苟丽的遗物中找到了两本日记，篇篇几乎都离不开对丈夫一往情深的思念。“震撼，太震撼了，谁能想到这么个小姐，竟然还是多情女呢？”一位警官感叹道。《南方周末》
看完这个故事，心中五味杂陈，象苟丽这样的悲剧，在卖淫女中不是个别的，只不过她的故事更悲惨，她的极端形式更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并刺痛了人们的心。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研究所所长潘绥铭调查资料显示，在华北13个区域970余名小姐的调查中发现，一半以上的卖淫女是结过婚的，还有三分之一的卖淫女是有孩子的母亲，所有受调查者中，90%以上是因为家庭贫困而卖淫的。在那些卖淫的妻子与母亲中，卖淫多是为维持家用，部分丈夫与家人也是知情人。更为极端的是，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丈夫带着妻子去卖淫，哥哥带着妹妹去卖淫，甚至是父母带着女儿去卖淫的现象。这种病态的生存方式可能比苟丽的境遇更让人揪心，只不过这些悲剧基本淹没于他们黯淡的生活和公众的视野外而已。
据记者了解，苟丽夫妇都出自贫困农村，他们家一年种30多亩旱地，而每年纯收入很难到2000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还清结婚所欠下的一万多元的高利贷，唯一的途径是外出打工。当苟丽夫妇到了城里后，发现工作很难找，后来苟丽找到一份月薪300元的工作，可如此低的工资，别说还清巨债，就是在城里生活都非常困难，于是，她沦落为收入稍高的“性工作者”，尽管这是非法的，但可以让她在短时间内摆脱债务的困窘。苟丽死后，他的丈夫曾告诉记者，他家确实很穷，但还没有到吃不上饭的地步。那为什么苟丽会从事那样一个要冒巨大道德风险乃至生命危险的职业呢？原因是她们相对那些没有债务的乡亲，他们是贫困的；相对那些能够穿上60元以上衣服的城里人她们是贫困的。当然这里的“贫困”不是指“绝对贫困”，而是指“相对贫困”，即这种贫困是贫富差距之下的贫困。
显然，如果我们要消弭苟丽式的悲剧，必须从消灭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分配公正入手。在消灭贫困的同时，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这也正是这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
其实，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财富的原始积累成为一个发展的重要标志，但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并不完善，在这种局面下出现的贫富差距，最危险的是可能造成社会等级的形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对抗的可能性增大，甚至出现仇富现象，以及人们对社会道德、生活规则和法律信仰的倾斜。苟丽现象就是贫富差距的一次极端表现，她深深的刺痛了人们的心。这种现象同时也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最终是由人的均衡发展构成，因此我们的政府不但要重视GDP的增长，更要重视社会公平原则和个人权利，重视在政府调节和个人奋斗框架下的良性社会关系。政府在解决社会不同阶层的困境时，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制度等管理方式，调节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政府更需要通过加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来保证人的基本权利，使居住地域上处于弱势群体，也享有最基本的生存、教育和被保护的权利。
历史发展证明，如果不考虑对贫富差距进行制度约束，必然会导致在社会发展的理想和现实之间造成差距，这在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中已有先例。早在上世纪70年代人均GDP3000元以上的国家，有一些成了发达国家，但是有一些国家的发展则出现了停滞，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贫富差距。当然不同的社会中，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破坏程度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成反比，贫富差距小或者不再扩大，社会就比较稳定，也难有严重的社会冲突，可以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相反，贫富差距扩大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扩大，最终导致经济停滞。
因此，苟丽式的悲剧，已经给我们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亮起了红灯，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在重视GDP增长的同时，更要重视社会中弱势群体（乞讨者、孤寡老人、农民工、下岗工人等）的生存状况，不只是要消除苟丽式的悲剧，更要消除穷人们的悲剧，不断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建立一个高效发展的现代化社会，尽管这样的努力是艰难而任重道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