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宁]浅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与继承

浅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与继承


一、 绪论

哲学（Philosophy）这门古老的学问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作“爱智之学”。 千百年来正是智慧之光引领着全世界的爱智者们披荆斩棘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他们是人类的灵魂，他们是智慧的果实。古希腊奇人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 of Abdera 460—370BC ）曾经说过：“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 追求智慧的哲学家也恰好有三种——散文型、诗歌型、戏剧型。

散文型善于思想，思想深邃冷静，沉稳扎实，朴实隽永，平凡中显神奇，微微中见真知。作《论说文集》的F·培根（Bacon 1561—1626AD），作《随笔集》（Essais）的蒙田（Montaigne 1533—1592AD），作《思想录》的帕斯卡……皆属此类。

诗歌型善于说话,诗歌是天然的说话艺术，诗歌是哲学的天然语言。一旦用诗一般的语言说起话来，便好比用语言为思维插上了翅膀。古典中透着点活跃，浪漫中显露出真实，彩辞共玄思齐飞，美文与思想一色。潜藏思绪于绮丽文辞之下，犹如云中蛟龙，徒见一鳞半爪，不识庐山面目。

戏剧型善于行动，用体态来表达感情，用行动来抒写思想。绝世独立，无所拘束，热情如火，惊世骇俗。不仅敢说，敢想，尤能敢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人所之不敢为。用毕生之精力践履哲学之奥妙，不立文字，以身警人。好似一部传奇，历久弥馨，芬芳不止。

三类哲学家又进一步可以归纳为两种：思考者，实践者。前一种擅“知”，重视思辨活动的进行，书卷气和学者气十足。这也是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著名哲学家们留给我们的印象，他们往往戴着厚厚的眼镜片，坐拥在书山里，镇日价的钻故纸堆，闭户不出，就更谈不上什么出门参加实践了。最典型的要数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AD），一辈子待在哥尼斯城，七十九年的一生，吃饭睡觉之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读书教书写书上面，过的是那种纯学者式的生活。 在一般人的眼里枯燥乏味，平淡如水，根本就没有什么乐趣而言。久而久之这种印象就让人们心生误解，以为所谓哲学家不过是些只善于滔滔不绝发表各种荒诞意见，好逸恶劳，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闲人。落下了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之称。哲人们听了这话也许会有些不乐意，但如果我们翻开哲学史来看，不难发现哲学史上绝大多数的哲学家都是属于思考者这种类型的，它包括前面提到的散文型和诗歌型两类哲学家。而后一种实践者仅仅包括戏剧型一类哲学家，且伴随着哲学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哲学环境的改变，这类毕生以实践为己任的哲学家就更愈来愈少了。尤其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场所由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搬进了实验室、研究室和书斋，哲学的阵地便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缩减，而被剥分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之类的学科。哲学似乎一无所有了，以至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AD）说：“哲学仅余下的任务只剩语言分析了。” 史蒂芬·霍金（Stephen W.Hawking AD 1942— ）怒斥这为“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哲学伟大传统的”堕落。 轻视实践（＝狭义上的），重视思考（≠理论）的哲学流变也许正是哲学伟大传统堕落的一个小小因素。对于爱好思考的哲学家的探讨和研究，相信一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哲学和把握哲学史上的种种流变并探寻其规律。

辩证法大师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AD）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探寻哲学史的规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对哲学规律的探寻。而哲学史巨链又是由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构成的。《无梦楼随笔》里说：“历史上有地位和成体系的大家，都代表真理发展的一个环节。” 即言此理。虽然大名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AD）并不喜欢大谈哲学家，据说，有一次，海德格尔讲亚里士多的哲学，关于其生平，仅淡淡地说了一句：“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工作过，后来死了。” 。言简意赅之极，颇似司汤达为自己拟的墓志铭：“阿里果·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然而，诚如孟老夫子所谓：“读其书，颂其诗，不知其人，可乎？”。同理，对于哲学史而言，欲知其哲学，“不知其人，可乎？”。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源头处巍然屹立的两位大师，二人各自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体系，怀特海说：整部西方哲学史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 爱默生以为柏拉图可以配得伊斯兰将军对《古兰经》恭维； 亚里士多德是但丁笔下的智者大师 ，本·琼斯称亚里士多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 。直到十九世纪依然有人说：“每一个人天生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就是亚里士多德派。” 二人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是在批判乃师的基础上继承而来的，这是哲学史巨链上一次重大的衔接。亚里士多德作为散文型哲学家的典型代表，柏拉图作为诗歌型哲学家的典型代表。二人共同代表和体现了思考者哲学家作为（西方）哲学史的主流，在（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即：哲学史体现出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律）。同时二者的传承又体现出了思考者哲学家这个整体内部两类哲学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西方）哲学史素来以探索“哲学问题”为中心运行发展。相信对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与继承的探讨，定能大有裨益于我们对哲学史地理解，对哲学地理解。

二、 柏拉图“理念论”概述

柏拉图在前人哲学成就的基础上，吸收了毕达哥拉斯（571—497BC）的实在最终是数；巴门尼德（539—492BC）的实在不变，人不可知；爱利亚的芝诺（zenon 前五世纪）的实在不变，运动不真实；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 536—470BC）的逻各斯。在《斐多篇》（100B—102C）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理念论” 。此后又在《国家篇》、《蒂迈欧篇》等著作中补充和完善了这一学说。

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柏拉图“理念论”（Theory of Idea）的大概内容：

①．“理念”，这二字是整个“理念论”的核心之所在，对它理解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理念论”理解的正确与否。在现代汉语里理念一词已被广泛运用，诸如“经营理念”、“管理理念”、“消费理念”之类的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理念，“若用柏拉图的愿意去标衡，恐怕至多都只能称之为‘摹本’，甚至更等而下之，只能称之为 ‘意见’” 。因此首先应该为“理念”正名，学界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强调“理念”（或“观念”）的译法不妥，应译作“理式”或者“型”（form＝“形式”）、“相”才对。只是出于约定俗成的考虑这一动议才未推广。 为了区别通常意义上的理念，本文中凡涉及柏拉图的“理念”均加引号。前者是人的大脑的一种主观意识，后者则是（不变的，永恒的，唯一的，本质的）客观存在的抽象实体。[增订一]

②．“知识”，谈到“理念”必须谈“知识”。所谓知识就是对“理念”的认识（这一点极少有人做到，据《国家篇》描写只有“哲学王”能做到）。

③．“摹本”，即对“理念”“摹仿”和“分有”后的结果。是处于运动变化中的个别事物（＝不真实的虚假的存在）。

④．“意见”，即对“摹本”的认识（认识的低级阶段≠感性认识）。或真或假，不值信赖（“知识”则是必真的）。

⑤．“两个世界”，此岸——“事物世界”（＝“摹本世界”），彼岸——“理念世界”。“事物世界”由无数“摹本”组成，是不真实的世界。“理念世界”由无数“理念”组成，是真实的世界。“两个世界”之间通过“摹仿”和“分有”联系起来。“理念世界”隐身于“事物世界”之后，却又通过“事物世界”无处不在。

三、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方法的不同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也是最不类乃师的弟子。面临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共相与殊相之间关系的问题。柏拉图提出了自己的庞大体系，亚里士多德则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入手，发展创造出了自己的庞大体系。

这师徒俩人留下的精神财富，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欧洲的俊杰志士们便是吮吸着他们的乳汁成长起来。“艺术三杰”之一的拉斐尔（Raphael 1483—1520AD）那幅《雅典学园》就是以二人为主角。巨幅的画卷中央，众学者们烘托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两人对视着，柏拉图将手指向天空，亚里士多德则将手指向大地。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匠心独酿，画笔间将柏、亚两人治学之异，一针见血而出。

柏拉图是位数学爱好者，它的学园门口挂着上书“不懂几何者禁止入内”的牌子。他狂热于欧几里德几何与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哲学。他眼里的真理是超验的，他的方法是数学的。他写过一首名曰《歌》的诗：“我把苹果给你，你如果对我真心，/就接受苹果，交出你的处女的爱情，/如果你的打算不同，也拿起苹果想想，/要知道你的红颜只有短暂的时光。” 他的诗和他的哲学一样充满了绝对与独断。仿佛一位从天空俯瞰世界的圣哲，一切尽在执掌中。

亚里士多德对此不以为然，这位“最博学的人” ，不仅涉猎数学、文学，还曾致力于物理学、生物学……的研究。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时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手段只有观察。除了从观察经验中对比、分析、比较得出相应结论，别无他法。亚里士多德出身行医世家，父亲尼各马可是宫廷御医。这无疑从小培养了他对于生物学的兴趣，长大后撰写了《动物志》、《动物结构》、《动物的生殖》等一系列著作。并且接受亚历山大大帝的资助，进行了大规模的生物调查和解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研究几乎逼近了林奈，逼近了哈维，逼近了达尔文和华莱士，逼近了孟德尔，甚至已经预见到了冯·贝尔 。这些成就是生物学方法给他带来的。于是亚里士多德就把它运用到了哲学中去。开始从细微处入手，从身边的世界入手，重新审视和打量乃师曾经思考过的问题。

也许有人要问“数学方法”和“生物方法”究竟有什么不同？[增订二]有一次，记者问天文学家史蒂芬·霍金走上探索宇宙奥秘之路是否受到过作为生物学家的父亲的影响？霍金坦言宇宙中天体和能量的研究与生物学研究是两种思维方式。自己在学业上并没有过多地受到父亲的影响 。的确，擅长“生物方法”的亚里士多德在以“数学方法”为手段的天文学领域中洋相百出。先是将所有行星围绕着太阳转的假说张冠李戴与毕达哥拉斯头上（《论天》293a） ，继而又将这一假说悍然否定，直到千年之后的哥白尼才重新找回“日心说”。他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将“生物方法”不合适宜地运用于天文学领域，仅凭太阳东升西落的直观经验观察就武断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由此我可以看出两种方法的不同，“数学方法”以先验预设为出发点，具有演绎、推理的特色；“生物方法”以直观经验为出发点，具有观察、务实的特色。两种方法的采用，直接导致了柏拉图想要超出已有的秩序寻找一个新的秩序，而亚里士多德则是想要在已有的秩序中寻找最好的秩序——这不正好是人类社会中的两大类人么？

四、 《形而上学》一书中的反思

柏拉图的晚年像一个伟大智慧者应该具备的那样，开始对自己年轻时候的思想进行反省，他曾说：内省是一个人的责任，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内省，便不配做一个人。他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做的，一点也不含糊。在《巴曼尼德斯篇》中，他开始深刻反省他那被人们称作“柏拉图主义”的东西，此时的他看上去更像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他意识到了自己早年思想的漏洞，诸如时间、精力之类的客观原因，个人情感、意志之类的主观原因交织在一起再也不允许老年柏拉图推翻了重来。他能做的只有改良，努力调和“理念”和“理念”之间的关系，圆满“理念世界”和“事物世界” 之间的联系。

这一切为亚里士多德早期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宝贵参考。《形而上学》的第一卷是一部古希腊哲学史 ，亚里士多德评骘了泰勒斯以来的哲学家，尤其是乃师以及与之思想渊源相关的哲学家，对柏拉图的批判由此开始。

㈠．《形而上学》一书中，第990b、991a 14—15、991a 20—25、999b 19—20……亚里士多德自上而下首先针对“理念”的超验性，发起批判。认为类似于“理念”这样的东西，只能且只可能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而不是像柏拉图说的那样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后 。

㈡．《形而上学》一书中，第991a 25—30、1037b 10—15、991a 3—5、1039a 1—4……亚里士多德针对“理念论”的中间环节——“两个世界”的联系——“摹仿”和“分有”进行批判。这也是柏拉图晚年致力于调和花费时间最多的。亚里士多德指出其漏洞至少有三：①按照“理念论”，“理念”和个别事物一一对应，然而，实际上，某一个别事物往往具有了多个“理念”的属性。譬如“人”就分有了“动物”、“两足的”、“人本身”等“理念”。照此说来个别事物就应时多个“理念”的统一体，而非某一“理念”的对应物。②“理念论”中“理念”和个别事物泾渭分明，而实际上“种属关系”同时扮演着“理念”和“摹本”的角色。③个别事物既然是“分有”、“摹仿”“理念”而成，那么它就必然与所“分有”的“理念”有相似之处；既然个别事物与“理念” 有相似之处，那么在他们之间必然有着一个被他们共同“分有”和“摹仿”的“第三者”。这就是著名的“第三者”之辩，被逻辑经验主义 大师罗素誉为对柏拉图主义致命的一击 。

㈢．《形而上学》一书中，第991a 9—11……亚里士多德针对“理念论”的最底层进行批判。显然这是熟悉哲学史和经过良好思维训练的结果。亚里士多德针锋相对地指出：“理念论”一方面认为“理念世界”的众成员——“理念”是静止的、不动的、永恒的唯一真实的存在；一方面认为“事物世界”的众成员——个别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的、暂时的不真实的存在。这样问题就产生了——静止的、不动的、永恒的唯一真实的“理念”怎么会“分有”和“摹仿”出运动的、变化的、暂时的不真实的个别事物呢？显然，“理念论”难以自圆其说。

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180°从上到下很批了一道，确立了二人对立的基本格局。这是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要发生的龃龉。诗人叶芝说：“柏拉图认为自然不过是水泡/戏弄着事物的幽灵式千变万化图/坚实的亚里士多德挥舞着桦木条/鞭打这位王中王的屁股” 。正是对这次批判的诗化。亚里士多德手舞着剪刀剪去了柏拉图飞跃的翅膀。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AD）说：“亚里士多德在哲学思维的同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人” 。不错，柏拉图在对天堂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上，的确远远超过了人间，就像那位整天只知道仰首观天而不知道俯身察地的泰勒斯一样。

五、 《哲学笔记》的立场

哲学兴趣浓烈的革命家列宁（Lenin １８７０－１９２４ＡＤ）在他那本《哲学笔记》里至少有两次鲜明表达了自己对于亚里士多德批判与继承柏拉图的看法与立场。一处是“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一处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充分审视和打量这次（西方）哲学史上的重大扬弃。具有战斗性的指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归根到底同属一丘之貉——都是唯心主义阵营者，是唯物主义的对立面。然而他们的“窝里斗”——“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唯物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的批判”正“是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至于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哲学“比起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来”则要显得“更可观”、“更一般”，“因而”“往往具有唯物主义”。在列宁那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两条哲学的尺度，从这一尺度出发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者。而柏拉图只是一个带有几丝朴素辩证法彻底唯心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进步的，柏拉图是落后的。

列宁对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是决不手软的，“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的绝对”。柏拉图的谬误是由于犯了这个错误，亚里士多德的谬误也是由于犯了这个错误。前者犯的重些，后者犯的轻些，但究其本质而言都最终坠入了唯心主义的深渊。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分析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探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这个问题时，柏拉图的“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他的“一般是单个存在物”，“是怪诞的”“荒谬的”。亚里士多德能够从经验事物中认识一般，正是对于这一错误认识的有益批判，列宁肯定了这一点。然而，不久亚里士多德在动摇中倒向了唯心主义的一边。原因在于在探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混乱境地中去。最后走上了与柏拉图殊途同归的哲学道路。

列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出发重新思考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存在个别之中，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的包括在一般中”。

很显然，这一阐释虽还有些笼统，但无疑给出了一个合乎客观逻辑的合理解释。《哲学笔记》的立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本观点，亦是哲学史上一种体系对另一种体系的批判继承，发展创新。

六、 理性的继承——“第一哲学”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处理同一哲学问题时所采用的不同哲学方法势必导致二人在解决途径上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一开始显著表现在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及《形而上学》二书中以“两个实体说”为中心内容对柏拉图“理念论”的辩驳、质疑。亚里士多德在这场反思中充分吸收这以前哲学史的菁华，另辟蹊径，构筑形成自己的“第一哲学”。开创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二个伟大的完美体系，链接上了哲学史巨链光彩耀人的一环。

大概是人们眼里多半容不得沙子的缘故，世人多对异生的东西印象深刻。在阅读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时，多半只是注意到了对他老师的“批判”。往往津津乐道于：“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俄尔狄甫斯情结”、“吸干母奶就踢娘的小驹子。”之类而不知疲。很少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之后是紧承着“继承”的——经过批判的继承——理性的继承。对于这位散文型加书斋气哲学家而言，沉稳是他的气质，理性是他的特点，这一切再自然不过了。正如杜兰·威尔特（1885—1981AD）所说：“像历史常见的幽默一般，年青的勇士往往继承他所攻击的老师的许多品质。” 除非是经受过专门的哲学思维训练，否则极少有人能够对此有所感触。罗素爵士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被常识冲淡了的柏拉图。” 算得上是知音了。

要想知道亚里士多德究竟是怎样继承柏拉图遗志的。必须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都具有相应的了解。柏氏“理念论”前文已述，不再赘言。这里仅对亚氏“第一哲学”略作概述。所谓“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隶属于亚氏所谓“理论科学”。 它大致可分为五个组成部分：第一：实体说、第二：形式/质料说、第三：四因说、第四：关于“现实/潜能和实现”的理论、第五：关于“第一推动力”的理论。“实体说”是亚氏哲学最为大胆“悖逆”的地方，亚里士多德针锋相对，另立门庭，公然指出“理念论”自身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详见本文第四节“《形而上学》一书中的反思”），否认“理念”是真实的存在，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最为真实的存在。由“实体说”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形式/质料说”，是用来深层次解释个别事物产生和形成原理的。策勒尔说：“‘形式’之于”亚里士多德，“正如‘理念’之于柏拉图一样，其本身就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规定着一切”个别事物。 就是从这一步开始，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走上了“殊途同归”的道路。或者说他们两人在哲学的征程中刚出发不远就注定同一目的地。在“四因说”中，“形式/质料说”变得更加完善和复杂，通过“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个别事物的生成和构造得到了更为缜密的说明。 但同时亚氏将“动力因”、“目的因”归属于“形式因”名下，打破了“质料”和“形式”同等重要的天秤。得出在事物的生成过程中“形式因”比“目的因”更重要，“形式因”起到决定作用。从而在理论上抑“质料”扬“形式”。进一步发展得出关于“现实/潜能和实现”的理论，行至这一步，亚里士多德已距离出发时的经验与观察十分遥远了，他所追求的真理越来越接近柏拉图的“理念”，一方面是渐行渐远，一方面是渐行渐近。“质料”是被动的“潜能”，“形式”是主动的“现实”，而“现实” 和“实现”则是在许多环境下可交替互换的两个词。凭借着这套理论亚里士多德将有机世界中的万物作了有层次的划分 ：

无“潜能”的纯“现实”（即无“质料”的纯“形式”——神）

人类

动物

植物

无生命物（石头、泥土等）

无“现实”的纯“潜能”（即无“形式”的纯“质料”）

亚里士多德不可避免地推导出了“神”（即纯“形式”＝“理念”）。然而这毕竟是经历过了一番创新发展（＝批判）后的继承，亚里士多德充分吸收了他老师的教训，尤其是最为致命的“第三者”问题（详见本文第四节“《形而上学》一书中的反思”），为了防止那种无休止的“第三者”情况出现，亚里士多德最终预设了一个不受动的第一推动者——“神”。给他的伟大学说奠定下了最后一块坚定的基石，使之更经得起各种情况的风吹日晒雨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更上了一层楼。

七、 从经院哲学看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继承

进入中世纪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为之劳神忧思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摇身一变以“共相和殊相”问题的形式继续延续着。也由此拉开了哲学史上闻名的唯实派与唯名派之争。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至今仍在一定范围发生着。

中世纪的社会思想环境已与古希腊时有很大的不同 ：

㈠． 古希腊以人为本；中世纪崇尚神权。

㈡． 古希腊崇尚入世；中世纪消极避世。

㈢． 古希腊认为人类自然和谐；中世纪认为人类生来有罪。

㈣． 古希腊重视人的价值；中世纪提倡宗教信仰。

㈤． 古希腊追求现实中的真、善、美；中世纪追求天国中的至善。

宗教是当时占主流的意识形态，哲学的生存必须披上宗教的外衣。对上帝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对信仰和理性的态度不同，唯名论者主张通过神秘体验感受上帝（God），主张纯粹的信仰，反对以任何理性的方式论证上帝的存在。唯实论者则认为可以通过适当的理性的方式论证上帝的存在，他们将哲学和宗教结合起来，称作神学，即经院哲学——这是中世纪的主流哲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希腊那种重视理性“学以致知”的哲学精神得以在基督教的气压下保存。我们可喜的看到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其压倒一切的伟大力量重新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地上展示着光辉异彩。

早在“教父哲学”时期以圣·奥古斯丁（354—430AD）为代表的教父就致力于将新柏拉图主义与《圣经》结合起来，系统阐发基督教教义，奠定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基础。从而确定的柏拉图思想在经院哲学中的基石地位，说为上帝仿佛就是他最高“理念”的变体——超验于世界。坚决的实在论者安瑟伦（1033—1109 AD）借用奥古斯丁《论意志的自由选择》（395）中的说法在《宣讲》（Proslogion）里提出了著名的本体论论证：

1． 我们只能把上帝设想成一个无限的和最完美的东西。

2． 一个具有除“存在”以外的所有完美性（如全知、全能、公正等）的东西不能算是最完美的。

3． 因此，最完美的东西必然存在。

从中似乎我们还可以看出点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子，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终于不可逆转的“回归”欧洲大陆了。托马斯·阿奎纳（1225—1274 AD）这位天才神学家，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引入基督教神学，并使之获得了合法地位。看看他的宇宙论论证把！必然存在一个不受力的第一推动力；必然存在一个不受他因的第一原因，必然存在一个凌驾于众层次之上的最高层次……这样的语言，这样的形容，不得不令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读一读《神学大全》吧！那些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哲学概念同样熟练和频繁地出现在这位意大利人头脑里 。

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在经院哲学里殊途同归了，他们共同捍卫了唯实派的阵营，甚至因之背上僧侣主义的名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根本上的一致。正是基于这种一致我们更能看清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继承。

八、 结论

⒈

“哲学就是哲学史”并非一开始的哲学家们就认识到，直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才被发现。这本不奇怪，哲学和哲学史自身规律的发现也同一切规律的发现一样，漫长而曲折。需要有一定的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作前提。利希滕贝格（G.Chr.Lichtenberg １７４２－１７９９AD）说：“讲究穿戴的人那么喜欢照镜子，这一点都不奇怪；他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全部。倘若哲学家有一面镜子，能够一览无遗地看到自己的全部，他也会像讲究服饰的人一样一刻也离不开它” 。哲学史正是利希滕贝格所说的“哲学家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哲学家能够“一览无遗地看到”哲学的全部。实际上，无论是“哲学就是哲学史”被意识以前，还是被意识以后，哲学史作为哲学家认识哲学的一面镜子都在一直被使用着 。哲学史的重要作用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从未被忽略过。然而哲学家的这面镜子并不等于哲学本身，我们之所以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因为哲学史反映了哲学的全部，但是决不能说“哲学史就是哲学”，正如人可以通过镜子认识自己，但镜子本身不等于人一样，哲学和哲学史是两个范畴，就像我们不会把哲学史家误会为哲学家一样，哲学史和哲学是不一样的。哲学史有时候甚至像一堆知识，是死的东西，而哲学则是绝对的活的东西，康德对他的学生们说：我不是来教你们哲学的，而是来使你们哲学化的。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不意识到这一点就会盲目地把哲学和哲学史等而观之，把哲学的规律和哲学史的规律等而观之，混淆二者的规律，不辨是非，导致一些偏见和谬误。成云雷《哲学的误区》一书中说：“传统哲学思维把哲学发展轨迹确定为一环扣一环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哲学和其他文化形式的联系,哲学家活生生的个性都被推到视野之外,所留下的只是一连串问题僵硬的框架”，“哲学的历史演进被描绘成追随者、辩护士和反对者所进行的观点置换和概念引申” 。作者此说可谓言之滔滔，可惜证之奄奄。其一作者的此观点完全建立在无视中、西哲学的差异基础上，利用中国哲学史的例证反驳西方哲学史的传统思维；其二作者没有认识到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的探讨法在西方哲学史的重要意义。研究西方哲学颇有心得的傅伟勋先生在其著作《西洋哲学史》中提出研究西方哲学史不可离的三点。第一点即强调西方哲学家基本上是从哲学问题出发，以解决哲学问题而结束，因此哲学史家必须发现这些哲学家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整段思维 。一部西方哲学史从一开始的探索世界的本原问题到后来希腊化时期的探索人生幸福问题，再到中世纪的唯史论与唯名论之争，以及此后的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无不是围绕着一个个哲学问题的提出，解决，再提出，再解决……发展起来的。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的发展过程是西方哲学史的一条客观特征，是不可抹煞的真实存在。其三作者将（西方）哲学史巨链的客观特征——一环扣一环连环式发展加冕于哲学之上，从而得出这一规律使得哲学变得僵硬的结论。正是由于分不清哲学规律与哲学史规律的具体体现，分不清哲学史和哲学至今的关系，不明白哲学史包含于哲学，哲学包含哲学史的这一关系的缘故。才导致了错误地强调哲学史应该关注“哲学和其他文化形式的联系,哲学家活生生的个性”——“哲学的外史”或者说“哲学的故事”，如果真的那样的话，看来哲学史同数学史、物理史、生物史……之类也就没有生么本质的区别了。学习哲学也就不必非要学习哲学史不可了。哲学史在哲学中的意义也无疑要大打折扣。

⒉

批判是（Critical）人类通过自我反省实现自身进步的伟大工具。缺乏批判思维的人类民族必然是一个落后的民族。批判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哲学家李长之曾写过一本题曰《鲁迅批判》的书，1976年有出版社找到他接洽再版事宜,条件是将书名“批判”改为“评论”或“分析”之类云云。李长之坚持不改,说:“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 。

马南邨《“批判”正解》认为：“批判即是研究”，“没有批判的研究就不能叫做研究” 。

无论是李长之的“分析评论”，还是马南邨的“研究”。我们都可以看出，批判其实就是批评判断。批评（Criticism）二字本身就与批判（Critical）有着天然联系。而批评（Criticism）又是出于古希腊语Krites（“判断”）。批评（Criticism）的特点是持有相反意见的活动——即一种反动，或者说是一种逆向思维的推动。他能够帮助人类成功脱离长期积习造成的困境，是人类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批判的历史悠久，早在古希腊时期，先哲们就开始了运用这种方法，阿拉克西曼德（Anaximander 约610——545BC）的正是在批判乃师泰勒斯（Thales 约624——547BC）“水世界的本原”这一命题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无定”说。批判精神在古希腊哲学的三巨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身上更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师徒三代不唯师，不唯上，不唯权威，只唯真理。各自以自己不凡的哲学成就共同塑造了古希腊哲学的全盛时期。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通过《圣经》批判的开展，批判的概念逐渐向着客观的批评判断发展。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在批判“唯理论”哲学和“经验论”哲学的基础上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三大批判，提出了自己震惊世界的伟大体系——“批判哲学”。黑格尔将批判深化为“扬弃”这个哲学概念，所谓“奥伏赫变”。对黑格尔而言，“扬弃”的过程意味着：揭露隐蔽的偏见，质疑权威的观点。抛弃一切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东西，进一步发扬一切合理的正确的东西。从理论上无限逼近客观绝对真理，实现思辨水平的高度公正。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AD）《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说：“哲学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将批判的范围一下子由理论和思辨扩大到了生活和实践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都必须“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一一检验过”。毛泽东《实践论》：“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说的都是批判这一概念，这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尤其是后者中的运用。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批判”本身达到的高度。

由此可见批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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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要徒劳无益地认识任何东西，对照一下，比较一下，——这就是哲学的基本法则。

——利希滕贝格

关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与继承的浅论即将结束。最后不妨看一看琉善的剧本《出卖哲学》里一组有趣的书的比较。

“当柏拉图学院派被问起主要哲学论点是什么的时候。

学院派：‘理念’，即事物的模型。你所见的一切事物——大地，地上万物，天空，海洋，都有不可见的模式存在于宇宙之外。

买主戊：他们存在于何方？

学院派：无何之乡，因为它们存在于某个地方它们就不存在了。

买主戊：我看不见你所说的模型。

学院派：你当然看不见，因为你的灵魂之眼是瞎的。我倒看见每件事物的模式——一个不可见的‘你’，一个不可兼得我，一句话每一件事物都是双重的。”

……

“海尔梅斯：（亚里士多德）是有节制、政治、在生活上很好相处的人，他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双重人格。

海尔梅斯：从外表看，他似乎是这样一个人，从内里看，他似乎是另一个人。所以，你要是买下了他，可要记住，称呼他的一个人格为‘表人’，称呼他的另外一个人格为‘里人’。”

两千多年过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仍然被“出卖”着，长盛不衰。人类虽然接着他们未思考完的问题又继续思考了两千多年，但是依然摆脱不了他们伟大的思维。吉本《罗马衰亡史》里说：“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可能会相互抵消”。事实恰恰相反，哲学在继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永远地化为了永恒，铭刻在了全体人类的思想中。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撑起。如果这个世界正的存在这么一个支点的话，那么它只能是“理想”。柏拉图及其学说无疑正是高高在上“理想”的最好代表。我们平时总说一个人活着总要有点精神，其实就是在说一个人活着得有点“理想”。很难想象一个真实的人没有“理想”将会糟糕到什么程度。“理想”的对立面是“现实”，亚里士多德便是从“现实”开始他的哲学。“理想”和“现实”犹如棍之两端，对立，却可以两立。一个人只有“现实”没有“理想”，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利欲熏心，丧尽人性。一个人只有“理想”没有“现实”，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柯德”，白日做梦，不切实际。一个没有“理想”的人生是堕落的人生，一个没有“现实”是虚幻的人生。一个正常的人，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

也许“理想”并不能满足人的现实需求，因为他总是追求真理的更高形式。当然人也不能脱离了现实去谈理想。然而在可怜的现实存在中，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人需要超越现实追求持久的存在。

后记：

《浅论》构思于一月初，动笔于一月底。原计划分两节写，一节谈“批判”，一节谈“继承”。动笔时深感为文艰难，治丝益棼。遂分七节写。打印时又增一节，便有了现在的规模。行文并非一气呵成，中途外出游学四日，临近杀青又染风寒，双目无神，四肢无力，勉强撑持完成了结论部分，方才轻舒一口气，安心养病。《浅论》原计划尚有“增订”数条，因故未能完成，日后若有机会当补齐。

作文仓猝，深感学力有限，自有许多词不达意，鲁鱼帝虎，不可避免之疏漏，诚望师长及同窗辈不吝垂正，则涕零感激不已。

康宁(Email: guangyizhai@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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