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排队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个人的修养往往从一两件小事、甚至一两句话就可以判断出来。同样，某一地区的人的素质也往往能从一些细小的习惯中暴露出来。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巨变，苏联帝国也在一夜之间解体了。曾经被“铁幕
遮掩的千疮百孔的俄罗斯经济开始展露在世人面前。人们看到，有着强大军事的俄罗斯，竟然日用品奇缺。居民们甚至连肥皂、香烟、高压锅都买不到。为了得到面包，俄罗斯人不得不排着长队，在风雪中站上几个小时甚至于更长时间。然而，就是通过排队，俄罗斯人不仅没有失去尊严，反而赢得了尊敬。一位曾在俄罗斯生活过的朋友告诉我：不论是在哪个城市，哪怕等待的时间再长、抱怨再多，也没有看见有人插过队。这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来说，简单是天方夜谭。

　　吾民不习惯于排队，这与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有着超强的忍耐力形成强烈反差。我们可以在麻将桌上消耗无数个白天和夜晚，可以让一份急需落实的项目文件拖上三年五载，盖上一百个公章，可就是不习惯于排队。不信你瞧，无论是在机场候机、车站买票，还是在银行取款，总会有人插队。甚至于毫不顾忌。甚至于排队的只有两三个人，也会有人一来就毫无歉意地“空降到最前面的位置。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近年来，机场、车站、银行的窗口前多了一道黄线，有些地方还专门设有提示牌。譬如：一些银行的窗口附近就立着一个牌，上面写着：尊敬的储户，为了您和他人的存、取款安全，请在一米黄线外等候。但是，这样的提示对于许多人来说形同虚设。许多在个人财产上堪称“大款的人，尽管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但是一旦到了排队的时候就连小学生也不如了。

　　我太太曾经生气地告诉我，她到银行取钱时看见这样一种现象：那些外表上比较普通的储户因为慑于保安的存在而不敢越过一米黄线，而那些仪表堂堂的君子们却不屑一顾，直接同前面的人进行“零距离接触。这使我想起这样一句话来，那就是：三年也许可以造就一个亿万富翁，但是三代人才能造就一个贵族。在一米黄线附近，你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清暴发户和贵族的区别。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我在大学时的一件事情。一天上午提前放学，我们涌到学生食堂排队打饭。见公布菜单的黑板上写有“东坡肉的菜名，不禁群情振奋。因为那时吃肉还不像现在这样容易，尤其是红烧肉，即使食堂有卖，等你到达窗口时也往往肉尽盆空。提前放学给了我们难得的机会。我们在庆幸自己离窗口的距离一步步缩短的同时，一边不安地注视着菜盆里的东坡肉，估计着它们递减的速度。

　　眼看着就要到窗口了，但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班一位姓廖的小个子同学插到前面去了，站在他身后的是与他要好的另一位同学。不仅如此，廖某受了别人的委托，一下子要了七份东坡肉。这样一来，使得后面的人吃肉的希望化作了泡影。可等到廖某“埋单时，突然发现自己的菜票没带够，于是挨个儿求人借。可是谁也不肯借给他。正在这时，队伍后面的人沉不住气了，齐声叫道：“磨蹭什么，还不快点！、“插队的快滚！几个大个子的同学冲上来，连拉带扯，把廖某从窗口前驱逐了。

　　我常常想，假如所有习惯插队的人都有着廖某一样下场，或许我们离文明社会的标准就不太远了。

　　[不守秩序不是资源匮乏造成的]

　　发达国家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人家的队确实比我们排得好。电视上有时宣传某国经济出了问题，银行遇到挤提，但画面上却比我们存款的排队秩序还好。由此我认为：不愿意排队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本性，“文革”动乱时不排队，形势大好时也不排队。不仅卖浆引车者不排队，身份体面的人也没有排队的习惯。

　　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国人的不守秩序是因为资源不足造成的？我认为主要不是这个原因。资源充足与否，从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今天的资源比20年前要丰富多了，但乱挤依旧。

　　有一个社会模型很能说明问题：乘飞机。飞机对号入座，资源是充足的。但登机时，照样争先恐后，照样后来居上。当然，挤的人有一个理由：上去慢，行李就没有地方放，看来还是资源不足。那么下飞机的时候不用着急了吧？不行！我因工作原因经常乘飞机，每次都看到机舱门还没开，就有一些旅客逃命似地打开行李箱，拎下行李，挤在过道上，时时准备喷射而出的架式。这时他们并没有现实的利益。他们迫不及待地挤在过道上，已经是一种下意识，大概是觉得别人已经站起来，自己还坐在那里肯定会吃亏。这个社会模型反映出，中国同胞争先恐后的心态，已经深入到潜意识，即使没有利益，这种心态也足以令他向前猛冲。

　　这让我想到了基因这个词。人与人的不同，是由基因决定的。

民族与民族的差异，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正如我们无论怎样吃西餐、穿西装，仍不能改变我们是黑眼睛、黄皮肤一样，我们无论盖多少“欧陆风”的房子，引进多少外国机器，我们的观念还是国产的。

中国人的屁股与尊严

　 父女俩乘地铁。

　　　起点站上车，乘客不多，但车门一开，大家还是迫不及待蜂拥而入抢位子。

　　　父女说着话。读初中的女儿正为一篇作文犯难，老师要求通过观察身边事物来写。

　　　女儿说，每天就是上学、放学、吃饭、做功课、睡觉，有什么好写的。

　　　老爸心想，倒也是的，一时也拿不出主意来。

　　　正思忖间，地铁到了第二站。月台上的乘客，以奥运会的劲头，冲进车厢，直奔空位。

　　　老爸对女儿说，写作的题目就在你眼前。

　　　写抢位子啊？女儿问。

　　　对！

　　　这有什么好写的。天天都是这样的。

　　　从前不是天天都这样的，老爸说，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讲乘火车的见闻。鲁迅说，车子快要开了，但一群乘客却还在作揖打恭，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先坐。结果火车一开，顷刻间跌倒了五六个。鲁迅当时看不惯中国人的迂腐，繁文缛节，认为与现代文明的迅速发展脱节，就写文章挖苦。假如鲁迅还活着，他看到今天中国人的样子，老夫子会作何感想呢？

　　　鲁迅身高只有158厘米，又生了多年肺病，体重不到70斤。他来乘车，被人轻轻一推，就要跌出好几米远。老夫子是脾气极坏的，他爬起来，骂不过别人，打不过别人，回到家，拿起笔，一定会用最刻毒的语言嘲笑、讽刺、挖苦这丑陋的国民性。

　　　鲁迅会写些什么呢？当年他那样激烈地反对礼教，如今天下弄成这副样子，他还会反对礼教吗？

　　　老爸对女儿侃侃而谈。

　　　老爸说，世界上大概没一个地方像中国人这样不守秩序，这样粗鲁无礼，这样野蛮。老爸说，我们以为在世界上被人看不起，是因为穷。其实，我们中国人被人看不起，最主要是没有礼貌，缺少最基本的道德操守。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的是中国人，随手扔垃圾的是中国人，喜欢插队的是中国人，至于抢座位，更是中国人的家常便饭。连没有位子可坐的电梯，中国人都要一马当先，抢在前面。

　　　女儿正入神地听老爸骂中国人时，一位乘客硬挤进已经坐满6个人的长椅里，老爸拉了女儿站起来，把位子让出来。

　　　老爸说，德国人为中国设计建造地铁车厢，是依据中国人平均身高身宽及体重，来设计地铁座椅的长度和宽度的。一排长椅坐6个人还略有宽余，相互之间的空隙为3英寸左右。这一设计一方面照顾到胖的人，另一方面也照顾到乘客的尊严，使乘客坐下来，相互之间有点空间，不至于贴得太紧。但这一考虑到人的尊严的设计，到了中国恰恰变成了对人的尊严的摧毁。

　　　女儿说，有的人一天上班很吃力了，既然能坐7个人，为什么不挤一挤呢？

　　　老爸说，如果先坐下来的6个人，主动挤一挤，再挤出一个位子来，让给站着的人，那我们这个社会就太美好了。这表明这个社会的人，相互关爱的精神已经形成了普遍的风气，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现在的情况却是相反，已经坐下来的人，并没有再挤出一个空位的意思，而站着的人，看见那一点空间，不去占领就觉得吃了亏，非要挤进去。

　　　你说上了一天班，人吃力，很想坐。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要上班打工，而且国外的上班打工比国内要吃力多了，8小时一点懒也不能偷。为什么人家那里没有挤位子现象呢？这涉及对他人的尊重和对自己的尊重。你看刚才硬挤进来的那个人，他拨开两边乘客时，把别人当作人来尊重了吗？他明知道别人在对他翻白眼，装作没看见，他不在乎别人的蔑视。对他来说，占到一个位子坐一会，比起别人的白眼来更实惠。这一现象，如果用一句成语来描述，你会用哪句成语？女儿不假思索就说道：寡廉鲜耻。对了。老爸接着说，有个位子坐一会，只是身体的一阵舒服。为了身体的一阵舒服，宁可粗暴地侵犯他人，宁可被人轻视。这种心态既下贱又可怕。为了区区一个座位，就这样不顾廉耻，遇到更大利益时，将会怎样呢？简直不敢想像。你千万不要和这种人交朋友，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千万不可和这种人交朋友，明白吗？女儿点点头。

　　　老爸又说，你看刚才车门一开，疯狂抢位子的人中，还有些穿得很时髦很光鲜，有的长相也蛮好的小姐和女士。我看到她们这样不顾仪态和风度，实在难受。如果我是外星人，第一次到地球，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立即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地方的人，只知道追求物质享受，他们对人的优雅、人的风度、人的气质、人的体面，还一窍不通。这是一个文明尚未发展起来的野蛮民族。如果我告诉外星人，你错了，这块土地，在历史上曾被称作礼仪之邦，只是现在的人不看重这些，认为是虚的，没价值，不如一个屁股有价值，因此他们宁可牺牲这些。外星人一定更加觉得不可思议，他会说，这个地方的人，准是疯掉了。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果人人变得丑陋不堪，物质再多又有什么用，还不是生活在动物世界里。

　　　父女俩到站下车了，但老爸的话还没完。

　　　他愤慨地说，中国人的自卑，病态的自尊，既不习惯尊重他人，也不尊重自己，一百多年前是给洋鬼子的枪炮打出来的，如今却是被自己人弄出来的。但我们并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总认为是别人故意在歧视我们。

　　　老爸对女儿感叹说，我小的时候还经历过一段女的不参与抢位子的美好时光。那时候，坐车抢位子的都是男的，女乘客只是在旁边观看。观看的女乘客中，有的人向这些粗暴野蛮的男人投去蔑视的眼光，有的是期待着自己的男友或丈夫替她抢到位子。渐渐地，蔑视的眼光暗淡了，麻木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女人和男人一样，也奋不顾身抢起位子来。我第一次看到女人抢位子时，惊得目瞪口呆，回家还当作新闻讲，说今天看到一个女人，跟男人一样抢位子。

　　　老爸似乎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已经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道德崩溃开始了。

　　　他靠近女儿的耳朵问：你看见过女的硬要挤进地铁里6人座位吗？

　　　女儿摇摇头说，这怎么可能啦，女的总归要点面子的。

　　　哼，老爸说，我小时候也绝没想到女人会和男人一样抢位子，可是到你这一代，已经不知道女人还有过不抢位子的历史。

　　　也许意识到不应该让天真的孩子过早面对这样的现实，老爸又安慰地说，但愿现在的状况就像股灾之后惨跌的股票，现在已经是底部，以后就要开始上升了。我看见你的修养这么好，这么有礼貌，心里就非常开心。我相信你们这一代长大后，一定是很有文明修养的一代。

　　　受到老爸的夸奖和鼓励，女儿得意地笑了。

[恐惧是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基因]

　　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可能不给中华民族留下特殊的文化基因。我想，恐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基因。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历史，从大的局面来讲，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中国人可以引以为荣的辉煌王朝，也都是诞生于血海之中。一统江山之后，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时间恢复元气，然后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文景、贞观、 康乾之治，接着又陷入到血海之中。如果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生命，那这位老人真是历尽劫难，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元代词人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的就是这个惨痛。

　　在这个苦难的生存环境里，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和保障可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生命贱如土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什么财产是属于自己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种种无法预测的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俗语说“人有旦夕祸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阴雨”，就是这种境遇的写照。这种状态下的中国人，只能是听天由命、朝不虑夕、提心吊胆，如惊弓之鸟一般捱日子。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这样的人群，哪有秩序可言？逃得快的，还有可能苟活；犹豫一点，顾及一点礼义尊严的，早就成了乱军囊中的人肉干。几经淘汰，恐惧就进入了先民的基因。

　　即使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恐惧也没有消除，只是恐惧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没发财的，怕一辈子受穷；发了财的，怕政策变。更普遍的心态，是怕别人得了便宜，自己吃亏。我们坐飞机，广播说延误两小时，没人着急，因为大家都同样晚；但正点登机的时候，反而人人急得往前乱挤，因为怕别人走在自己前边。落后就要吃亏，不争就要受损，这就是恐惧基因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

西方哲人眼中的“欺诈”中国

当下中国诚信的缺失、欺诈的盛行，已是不争的事实。2001年，万人瞩目的高考作文就以“诚信”二字作为论题，并引来了社会各界对诚信的广泛讨论。其实，中国人不讲信用、善于欺骗，古已有之。几千年的礼仪之邦，那不过是一种自诩。西方有为数不少的哲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欺诈曾有深刻地揭露和精彩的论述。听听这些不同的声音，对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民族，应该是大有俾益的。

　　对中国民族特性中的欺诈进行揭露和批评毫不留情面的，当属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孟氏在其学术巨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这种人所公认的不忠实使他们得以保持对日本的贸易。虽然欧洲商人从中国北方沿海的省份和日本进行贸易是很便利的，但是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于用中国人的名义进行对日贸易。”（《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08页）他还写道：“中国人虽然以礼作为生活准则，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贸易中。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中国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标准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同上书，第316页）读着孟德斯鸠的这些文字，我们仿佛觉得他写的就是现在。今天的中国，为数不少的一些商人不仅在传统的计量工具秤上做文章，并且与时俱进地在电子秤、出租车计价器和电话计时器等现代化的计量工具上搞起了假。

　　距今逝世正好整整两百周年的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关于中国商人擅长欺诈的描写，更是栩栩如生。他在论及中国的民族习俗与性格时，这样说道：“中国人可以把小块的碎绸布料缝成一整块，其手艺之精巧，就连那些最为小心谨慎的商人也难看出破绽；他们还用铜丝修补联结破碎了的瓷器，使其乍一看上去简直天衣无缝；因为食品均按重量出售，所以，它们往鸡嗉囊里填砂子。类似这些骗局一旦败露，他们也并不感到羞愧，而只是从中看到自己手段的不高明。”（《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而今天的中国商人，骗术更是技高一筹。他们已经从“往鸡嗉囊里填砂子”，发展到直接往鸡肉、猪肉和牛肉身上注水以增加重量。目前，在中国的集市上要买到没有注水的牛肉可以说是难乎其难了。那些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政府执法部门，不知道是真的没有看到呢，还是因为得到了好处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康德若是再世，不知道其笔下又会写出怎样生动的文字。

　　无独有偶，比康德稍后出生的另一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对中国人欺诈这一民族劣根性的批评，也是一点也不客气。他在其著名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写道，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现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74页）黑格尔老人如果有幸到今天的中国来看看，其对中国的评论恐怕更不会乐观。他所言“朋友欺诈朋友”的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已经突破宗族和血缘的纽带，泛滥到同学、同事、邻里、亲友之间无所不骗的地步。比如早些年在中国搞得乌烟瘴气的传销，就是在同学、同事、邻里、亲友等熟人圈内进行欺诈，当今的中国人形象地称之为“杀熟”。黑格尔那时就认定中国人对撒谎“都不觉得可耻”，那么今天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不撒谎就干不成大事，如今已经成为不少中国人的人生信条。

　　还是一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姊妹篇《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对中国人的不诚实进行了批评，他说：“同样地，中国人无双的不诚实却总是存在，即使是对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