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与我们一水相隔的日本人的管理-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吸收
2004-09-01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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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国的企业管理现在时兴学习西方经验,而且正在讨论阶段,我们只能说过程可能是曲折的。那么与我们一水相隔的日本人如何做的呢?
日本企业管理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吸收
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思想的长期熏陶。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论语》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典思想,重视人的因素,是“论述如何生存,如何增加智慧”的学说,是“实学”,完全可以用来开发人的智力资源。
一、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思想的吸收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论推行,提倡孝道,国民诵读《孝经》。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定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中世纪的日本在引入儒家思想和制度方面,几乎进入了狂热阶段。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
二次大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注目,于是出现了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美国人放下架子,“拜徒为师”,躬请日本企业家赴美“传经布道”,并极力探索日本人成功的秘密。经过一番探讨研究,美欧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儒家思想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可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性追求的优势。
(一)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仁”学的吸收
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仁、义、礼”三学。仁学,讲求尊人,敬人、爱人和安人之道。义学讲求经权变通之道。礼学是规矩之学,讲求行为规范之道。
仁学是儒学的核心思想,注重“人”与“人际关系”,抬高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仁学就是人学,是一种关于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学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学说。
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仁学的核心是“修已”与“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已;诚以待人;和以待人;关心、爱护、尊敬人;以德服人等。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这一日本企业文化之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二)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义”学思想的汲取
儒家义学,讲求权宜之变。《易经》上有句话是“穷则变,变则通”即为此理。日本企业管理,讲求施义,要求企业每个成员晚大义和变通,不断因时因事因地求变,而且能够在变中创新。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日本大丸公司在创立以来的274年中,一直奉行“先义后利”的经营宗旨。“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筒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该公司始终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大丸公司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三)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礼”学思想的汲取
儒家礼学思想,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日本企业要求每个成员都应依照自己所处地位,去扮演合适的角色,表现合理的行为,使每个成员工作行为合理化,生活行为秩序化。日本一些企业家很善于迎合日本人尊孔心理,运用孔子思想,直接劝导职工。如“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对新进“住友”的职工讲道“要在‘住友’建立事业,头一件事就是要做一个尽本分的人,即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尽本分,就是要职工安于本职工作,遵守企业规章制度。
二、日本企业管理对孙子兵法的应用
日本企业家积极将《孙子兵法》应用于企业管理,获得了巨大成功。不少企业将《孙子兵法》规定为管理人员必修课,组织管理人员轮训学习。日本麦肯齐公司董事长大前研一认为:“没有哪本书能像《孙子兵法》一样为我们提供如此丰富的管理思想”。日本前东洋精密工业公司董事长,经营评论家大桥武夫,在企业濒临倒闭之际,惊喜地发现应用《孙子兵法》有助于经营,便将其应用于实践中,很快使企业起死回生。他写了一本专著,名为《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引起经营界巨大反响,成为日本畅销书。他说:“这种经营方式比美国企业经营更合理、更有效”。
日本企业家非常推崇孙子“上下同欲者胜”的思想,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创立了温情主义的合作型管理模式。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市场是瞬息万变的,经营者应依据市场变化灵活采取对策。索尼公司应用这一思想取得了成功。50年来,索尼“以正合,以奇胜”,不断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占领市场,支撑企业发展。
孙子在《虚实篇》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这种思想已成为日本企业的重要战略思想。许多日本企业避开市场竞争主战场,独辟蹊径,开辟无人涉足的细分市场,一举获得成功,达到了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如任天堂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原是一家生产扑克牌的小公司,1980年独辟蹊径开发出普及型家庭游戏机,打开日本市场,1986年推出适合美国家庭的游戏机,又开辟了美国市场,现在正席卷欧洲市场。
三、日本企业管理对《三国》谋略的应用
早在公元1689年,《三国演义》就传入日本,被译为日文,称为《三国志》。在日本,读《三国》,用计谋、改善经营管理,调动员工积极性之风盛起,使《三国演义》焕发了勃勃生机。松下幸之助非常推崇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把忠诚、合作、报恩、报国作为企业精神,把任人唯贤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日本企业界认为,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谋略,因而建立了一个“松下王国”。诸葛亮的用人之道有一条是“破格录用”。庞统和蒋流原都是小县令,开始都不被刘备重用,而诸葛亮认为他俩是“非百里之才”,而是王佐之才。在他的推荐和提拔下,庞统被封为军师中郎将,与他并列,落魄从任职相府东曹操一直至尚书令。松下幸之助也是“用人里手”,70年代,日本企业遭受石油危机冲击,面临经营困境,松下幸之助毅然破格提拔在26个董事中名列第25位普通董事山下俊彦为社长。山下俊彦不负“知遇之恩”锐意进取,使松下集团继续在世界电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许多日本企业管理者认为,日本的每个公司各领一支人马,各产一种或几种拳头产品,逐鹿市场,谋取利润,这与群雄割据的三国何其相似,学习《三国》谋略,非常有助于在市场争夺战中获胜。
“桃园精神”是刘氏王朝生存的基础,不少日本企业亦基于这种认识,大力提倡公司上下左右,效仿刘、关、张,建立兄弟般的友谊关系,精诚团结,共同对外,以求生存发展。
日本企业管理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吸收
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思想的长期熏陶。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论语》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典思想,重视人的因素,是“论述如何生存,如何增加智慧”的学说,是“实学”,完全可以用来开发人的智力资源。
一、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思想的吸收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论推行,提倡孝道,国民诵读《孝经》。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定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中世纪的日本在引入儒家思想和制度方面,几乎进入了狂热阶段。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
二次大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注目,于是出现了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美国人放下架子,“拜徒为师”,躬请日本企业家赴美“传经布道”,并极力探索日本人成功的秘密。经过一番探讨研究,美欧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儒家思想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可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性追求的优势。
(一)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仁”学的吸收
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仁、义、礼”三学。仁学,讲求尊人,敬人、爱人和安人之道。义学讲求经权变通之道。礼学是规矩之学,讲求行为规范之道。
仁学是儒学的核心思想,注重“人”与“人际关系”,抬高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仁学就是人学,是一种关于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学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学说。
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仁学的核心是“修已”与“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已;诚以待人;和以待人;关心、爱护、尊敬人;以德服人等。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这一日本企业文化之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二)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义”学思想的汲取
儒家义学,讲求权宜之变。《易经》上有句话是“穷则变,变则通”即为此理。日本企业管理,讲求施义,要求企业每个成员晚大义和变通,不断因时因事因地求变,而且能够在变中创新。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日本大丸公司在创立以来的274年中,一直奉行“先义后利”的经营宗旨。“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筒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该公司始终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大丸公司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三)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礼”学思想的汲取
儒家礼学思想,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日本企业要求每个成员都应依照自己所处地位,去扮演合适的角色,表现合理的行为,使每个成员工作行为合理化,生活行为秩序化。日本一些企业家很善于迎合日本人尊孔心理,运用孔子思想,直接劝导职工。如“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对新进“住友”的职工讲道“要在‘住友’建立事业,头一件事就是要做一个尽本分的人,即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尽本分,就是要职工安于本职工作,遵守企业规章制度。
二、日本企业管理对孙子兵法的应用
日本企业家积极将《孙子兵法》应用于企业管理,获得了巨大成功。不少企业将《孙子兵法》规定为管理人员必修课,组织管理人员轮训学习。日本麦肯齐公司董事长大前研一认为:“没有哪本书能像《孙子兵法》一样为我们提供如此丰富的管理思想”。日本前东洋精密工业公司董事长,经营评论家大桥武夫,在企业濒临倒闭之际,惊喜地发现应用《孙子兵法》有助于经营,便将其应用于实践中,很快使企业起死回生。他写了一本专著,名为《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引起经营界巨大反响,成为日本畅销书。他说:“这种经营方式比美国企业经营更合理、更有效”。
日本企业家非常推崇孙子“上下同欲者胜”的思想,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创立了温情主义的合作型管理模式。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市场是瞬息万变的,经营者应依据市场变化灵活采取对策。索尼公司应用这一思想取得了成功。50年来,索尼“以正合,以奇胜”,不断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占领市场,支撑企业发展。
孙子在《虚实篇》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这种思想已成为日本企业的重要战略思想。许多日本企业避开市场竞争主战场,独辟蹊径,开辟无人涉足的细分市场,一举获得成功,达到了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如任天堂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原是一家生产扑克牌的小公司,1980年独辟蹊径开发出普及型家庭游戏机,打开日本市场,1986年推出适合美国家庭的游戏机,又开辟了美国市场,现在正席卷欧洲市场。
三、日本企业管理对《三国》谋略的应用
早在公元1689年,《三国演义》就传入日本,被译为日文,称为《三国志》。在日本,读《三国》,用计谋、改善经营管理,调动员工积极性之风盛起,使《三国演义》焕发了勃勃生机。松下幸之助非常推崇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把忠诚、合作、报恩、报国作为企业精神,把任人唯贤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日本企业界认为,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谋略,因而建立了一个“松下王国”。诸葛亮的用人之道有一条是“破格录用”。庞统和蒋流原都是小县令,开始都不被刘备重用,而诸葛亮认为他俩是“非百里之才”,而是王佐之才。在他的推荐和提拔下,庞统被封为军师中郎将,与他并列,落魄从任职相府东曹操一直至尚书令。松下幸之助也是“用人里手”,70年代,日本企业遭受石油危机冲击,面临经营困境,松下幸之助毅然破格提拔在26个董事中名列第25位普通董事山下俊彦为社长。山下俊彦不负“知遇之恩”锐意进取,使松下集团继续在世界电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许多日本企业管理者认为,日本的每个公司各领一支人马,各产一种或几种拳头产品,逐鹿市场,谋取利润,这与群雄割据的三国何其相似,学习《三国》谋略,非常有助于在市场争夺战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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